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第三个星期，浓重的黄雾迷漫伦敦。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我真不知哪天才能从贝克街我们的窗户看得清对街房屋的轮廓。第一天，福尔摩斯替他那本又厚又大的数据剪贴簿编列互见条目索引。第二天和第三天，他一心消磨在最近成了他爱好的研究题目——中世纪音乐。但是到了第四天，我们吃过早饭，把椅子放回，眼见那湿漉漉的黄褐色雾气阵阵翻滚，从面前飘过，在窗格玻璃上凝结成一片片油腻的水滴，我的天性活泼、不耐寂寞的同伴，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灰色单调的情景了。他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抑郁强压无法纾解，在起居室里来来回回走个不停，咬咬指甲，敲敲家具，对这种死气沉沉，胸中实在窝火。
“报上没有有趣新闻吧，华生？”他问。
我领会福尔摩斯的所谓有趣新闻，意思是指刑事案件新闻。报上有的是发生革命的新闻，可能要打仗的新闻，即将改组政府的新闻，但是这些都不在我同伴的视线之中。我看到的犯罪报道，没有一件不是平淡无奇、不值一顾。福尔摩斯唉声叹气，继续不停地来回踱步。
“莫非伦敦的罪犯都歇手了？”他说道，满腹牢骚，像是一个竞技场上败下来的运动员，“瞧瞧窗外，华生，路人隐隐约约，模糊不清，全都包围在大雾之中，盗贼凶手在伦敦这样的天气尽可横行无忌，就如老虎隐没在丛林，看不见它，等到看见，已经扑上你身了，只有受害人自己才能看清楚。”
“多的是，”我说，“小偷小摸不计其数。”
福尔摩斯不屑地哼一声。
“这么阴沉沉的大舞台，该会有大戏要演出，”他说，“这个社会，所幸我不是一个罪犯。”
“这话倒是不错。”我打心里赞同。
“假如我是布鲁克斯，或者伍德豪斯，或者是五十人中任何一位，他们都有充分理由要了我的命，我自己反被追踪，我的命还能活多久？一张传票，一次假约会，就一切搞定万事大吉。幸亏在拉丁国家没有雾天——这些暗杀之国。啊！终于有事情上门了，要打破这死气沉沉和单调无聊。”
是女仆送来一封电报，福尔摩斯拆开一看，哈哈大笑。
“哎呀呀，来干什么？”他说，“兄长迈克罗夫特要来这里。”
“你不要他来？”我问。
“我不要他来？他来看我，就如同有轨电车开到乡下小路上。迈克罗夫特有他自己的轨道，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开电车。回蓓尔美尔街他的寓所，第欧根尼俱乐部，白厅——都是他活动的圈子。一次，只有一次，他来过这儿。又有什么事要劳他大驾脱离他的轨道了？”
“他没有讲明？”
福尔摩斯把他兄长的电报递给我。
为卡多甘·韦斯特事必须见你。即来。
迈克罗夫特
“卡多甘·韦斯特？这名字听见过。”
“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迈克罗夫特这么突如其来，必有原因！星球也会脱离轨道。哦，你知道迈克罗夫特是干什么的？”
我有一点记得，在《希腊译员》那件案子里讲起过，写到他。
“你告诉我他在首相政府里干差使。”
福尔摩斯咯咯地笑。
“那些日子我对你还不是很了解，谈起国家机密不得不谨慎一些。你认为他受雇于国家政府，是对的。某种意义上说，你会感觉到他有时候就代表英国政府。”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这么说把你吓着了。迈克罗夫特一年薪水是四百五十英镑，不过他只是下属小职员，并无任何野心，既不想荣誉也不图封号，却是国家最不可或缺之人。”
“怎么讲？”
“哦，他的地位独一无二，他自己独当一面，以前不曾有，今后也不会有，空前绝后。他头脑清晰，精密有条理，而且博闻强记，没有人有他这点本事。同样的能力，我用在侦办刑案，他则用到他那个特别的行当上去。每个部门作出的结论都要经他汇总，他是中心交换站，情报交换中心，由他权衡统一支配，别人也都是专家，而他专门负责总调度。如果某个部长需要情报，要知道包括海军、印度、加拿大以及金银复本位制问题的情报资料，他可以从各部门分别获取不同的相关意见，但只有他迈克罗夫特能够加以综合平衡，立即说出各资讯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开始，当局把他看作快捷的工具使用，当作捷径好抄近路，现在他已成为独立部门，机要人物。他的大脑分门别类储藏着各种资料，一旦需要马上就可以调出来。他的话多次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这已成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没有别的内容，只有在我去找他，请教一点小问题，这时他才稍稍松弛一下，当作做做智力体操。可是朱庇特①今日从天而降，里面有什么玄机？这卡多甘·韦斯特是什么人？他和迈克罗夫特又是什么关系？”
① 朱庇特（Jupiter），罗马神话中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Zeus）。
“我知道，”我高声说，一下扑向沙发上去翻那堆乱报纸，“有了，有了，在这儿，就是这个！卡多甘·韦斯特，是个年轻人，星期二早上发现死于地铁。”
福尔摩斯立刻坐了起来，注意力集中，举起的烟斗停在了半途。
“这个事一定很严重，华生。死一个人，竟要惊动我兄长丢下他手上的事，那就绝非一般。他跟这事会有什么关系呢？据我所知，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青年很明显是自己摔出车厢摔死的，没有遭到抢劫，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怀疑是他杀。不是这样吗？”
“验过尸了，”我说，“一验就验出了不少问题。仔细看看报道，我可以肯定这是件蹊跷的案子。”
“这件事惊动我兄长出马，我想必定是件不同寻常的案子。”他身子深深地沉入安乐椅里，“现在，华生，我们来看看事情经过。”
“这个人名叫亚瑟·卡多甘·韦斯特，年龄二十七岁，未婚，乌尔威奇兵工厂职工。”
“政府雇员，噢，是这样，这就跟我兄长挂上钩了！”
“他于星期一晚突然离开乌尔威奇，最后见到他的是他的未婚妻维奥蕾特·韦斯特伯里小姐。这个年轻人在雾中与她忽然分手，是晚上大约七点半。两人没有吵嘴，从女方找不出行凶动机。还有就是听说发现尸体的人是铁路养路工，名叫梅森，在伦敦地铁阿尔盖特站不远的路段发现。”
“什么时间？”
“尸体在星期二早晨六点被发现，躺在铁道外面，在东向的左侧钢轨旁。这地方离车站很近了，铁路在这里已穿出隧道。尸体头部重度碎裂——很可能是坠车所致。这具尸体出现在铁路上，只有这样的原因。如果是从邻近街上移尸过来的话，那一定要翻过车站栅栏，而且那边总是有检查员站岗。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几乎可以绝对肯定。”
“很好，情况可以这样认定。这个人，不是坠车，就是被推下车，或者是死尸被抛下车。这些我清楚了，继续讲。”
“尸体靠近的铁路线上运行的列车，是由西向东开的，有的只是地铁列车，有的来自韦尔斯登和外区联接站。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遇难年轻人是在晚上很晚的时间乘这个方向的车，但是他在哪个站上车，就无法确定。”
“他的车票，一看就知道。”
“他身上没有车票。”
“没有车票？哦，天哪，华生，这就奇怪了。根据我的经验，地铁车站月台，没有车票是进不来的。那么，可以推测，这个青年是有车票的，是不是为了掩盖他是在哪一个车站上车这一事实，车票被拿走了？有可能。也或许掉在车厢里了？那也有可能。但这一点就是奇怪，很有意思。我想没有抢劫的迹象吧？”
“从现象上看不出。他身上的东西，这里有一张清单。钱包是两英镑十五先令，一本支票簿，是首都和郡银行的。有这些东西才确定他的身份。还有两张乌尔威奇剧院戏票，是第一楼厅前排座位，日期是当天晚上。还有一小包技术文件。”
福尔摩斯“哈”一声惊呼，表示满意。
“终于连上线了，华生！英国政府——乌尔威奇。兵工厂——技术文件——我兄迈克罗夫特，整个环节齐全了。他来了，我没听错的话，他自己来讲情况了。”
片刻间，高大肥硕的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被领进了屋。那庞大沉重的躯体让人觉得他个头笨拙、动作迟钝，但是不灵活的身架子上的那颗脑袋，却是眉宇间神情无畏，深陷的铁灰色双眼是如此机警，嘴唇紧闭显得如此果断，眉眼嘴角表情是如此深不可测，以致只要对他看上一眼，就会忘掉他那颟顸臃肿的体态，而只记着他心智如高屋建瓴的神态。跟在他身后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苏格兰警场的莱斯特雷德——精瘦、严肃。两人阴沉的面色预示着问题性质之严重。莱斯特雷德警探握握手，但一声不吭。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使劲儿脱着大衣，慢吞吞往椅子上坐下去。
“这件事很伤脑筋，歇洛克，”迈克罗夫特说，“我最讨厌旁生枝节打乱我的习惯，可是当局说我不处理不行。照暹罗那边目前的情况看，我现在离开岗位那是最糟糕的事了。可是这实在是个危机，我从来没有见过首相这么心烦意乱。至于海军部——像捣翻了蜂窝，乱哄哄一团。这个事你们报上看到了？”
“我们刚刚注意到。是什么技术文件？”
“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万幸呵，还没有公开，一旦公开，那报纸舆论就要闹得不可开交。遇害青年口袋里的文件，是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书。”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说话的严肃态度显示这项计划事关重大，他的兄弟和我坐着听他说下去。
“你们都听说了？我想大家都知道。”
“只知道个大概。”
“这件事至关重要，这是政府的机密之机密。我告诉你们，在布鲁斯-帕廷顿潜艇活动半径范围内，不可能再有海战发生。两年以前，提交国会的国家财政预算私底下另外拨出一大笔款项，用在这项发明专利上，并采取一切防范措施严加保密。这项计划无比复杂，包括三十个单项专利，每一个单项都是构成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书保存在机密办公室的一个精工制作的保险柜里，这间机密办公室毗邻兵工厂，办公室门窗都有防盗装置。设想到的无论何种情况下，计划书都不可能从办公室被盗走。如果海军总监要查阅计划，也必须到乌尔威奇办公室去才行。可是，我们想不到会在伦敦市中心，在一个年轻小职员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些计划书。官方获悉，竟然会出这种事，简直可怕极了。”
“幸好都被你们找回来了吧？”
“没有，歇洛克，没有！所以情况就难以收拾了。我们没有找到。从乌尔威奇拿走了十份文件，卡多甘·韦斯特口袋里只有七份，最关键的三份不见了——盗走了，失踪了。你把所有事情都暂时搁下，歇洛克。警察、法庭上的那些案子、普通案子别管它了。这是个重大国际问题，你务必要解决。卡多甘·韦斯特为什么要偷文件？失踪的文件到哪里去了？他怎么死的？尸体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发现？怎么样才能挽回、弥补这场灾祸的损失？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就为国家立下大功了。”
“为什么你自己不解决呢，迈克罗夫特？我能做到的，你都能做到。”
“也可能是这样，歇洛克。问题是要过细侦查。你把侦查到的细节事实告诉我，我可以坐在椅子里，回答你，给你提供专家意见，很管用的意见。可是要是东奔西跑，要去走访铁路路警，眼睛还得夹上一只放大镜——这个样子，不是我能做的事。不行，这只有你来做，你是能够查明真相的人。如果你想在下一次光荣榜上有你的名字——”
我的朋友笑笑，摇摇头。
“我侦办刑案，是为工作而工作，”他说，“当然这问题摆在面前，有几点很有意思，我乐意过问一下。就请你再提供若干事实。”
“关键的几个问题，我这里有份摘要，连带有几个地址，这对你会有用。负责文件保管的官员是政府著名专家詹姆斯·瓦尔特爵士，他的荣誉事迹和头衔在名人录里占有两行的位置。他恪尽职守一辈子，如今头发已花白，是正人君子，在上流社会，是每个家庭欢迎的座上贵宾。最要紧的一点，这个人的爱国主义政治品格，毋庸置疑。保管保险柜钥匙的，连他是两个人。我要说明一点，星期一上班时间，文件绝无疑问是在办公室里，詹姆斯爵士大约三点钟离开去伦敦，钥匙带在身上。出事的整个晚上，他在巴克莱广场的辛克莱海军上将家里。”
“这件事得到证实了没有？”
“证实了，他的兄弟瓦伦丁·瓦尔特上校，作证他离开乌尔威奇，辛克莱上将又证实他是到了伦敦。所以，詹姆斯先生在这一个问题中，不再有直接的嫌疑。”
“另一个有钥匙的是谁？”
“一个正科员兼制图员，锡德尼·詹森先生，四十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沉默寡言，有点脾气，但总的来说，在公务上有杰出纪录。他与同僚关系并不密切，工作上则是兢兢业业。根据他的说法，他星期一下班以后，整个晚上待在自己家里，钥匙挂在表链上，没有离过身。这些也已由他妻子陈述作证。”
“给我们讲讲卡多甘·韦斯特。”
“他服务已有十年，工作表现很好，年轻人急性子，脾气暴躁，但是个爽直、忠厚人，大家有目共睹。我们都喜欢，一点也不嫌他什么。他在办公室里仅次于锡德尼·詹森，他的职务使他每天要亲自接触计划书。此外没有其他人接触计划书。”
“那天晚上是谁锁的计划书？”
“锡德尼·詹森先生，这位正科员。”
“好了，是谁拿走了文件，那就完全清楚了。东西也是在副科员卡多甘·韦斯特身上发现的，这就是结论，不是吗？”
“是这样，歇洛克，可是有着许多情况无法解释。首先，他为什么要拿文件呢？”
“我想是计划书值钱吧？”
“他很容易就卖得好几千英镑了。”
“除了拿文件到伦敦去卖，你看还可能有别的动机吗？”
“没有，我看没有。”
“那么，我们应该以这项动机为出发点来作假设，韦斯特要拿到文件，只有私配钥匙才办得到——”
“得私配几把钥匙，因为要开大楼的门、办公室的门。”
“那就应该有好几把私配的钥匙。他拿文件到伦敦出售机密，无疑还打算要把计划书都放回到保险柜里，第二天早晨才不会被发现遗失。他到伦敦实施叛国行为，结果送了命。”
“怎么送的命？”
“我们可以假设，他是在回乌尔威奇的途中被杀害，被抛出车厢。”
“在阿尔盖特发现尸首，过伦敦桥车站已相当远了，这是他去乌尔威奇的路线。”
“他经过伦敦桥，可以假设有多种情况。比如，车厢里有一个人，他正与这个人秘密会面，会面了结果导致当场动手行凶，他丢了性命。也可能，他企图离开车厢，人摔出去，掉在了铁轨上，摔死的。另一个人关上车门，大雾很浓，不会被人发现。”
“根据目前所知情况，无法作出更充分的解释。但是你要考虑一点，歇洛克，还有多少问题你没有接触呢。我们假设一下，看是否解释得通。这个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早就打算把文件偷到伦敦，他必然和外国间谍约好接触，又要把这天晚上安排得不致引起怀疑。但事实并非这样，他拿两张剧院戏票，陪他未婚妻走到半路，忽然溜掉，人不见了。”
“盲目瞎猜。”莱斯特雷德说话了，他一直坐着静听谈话，听到这里已憋得不耐烦。
“这未免太离奇了，这是说不通的第一点。说不通的第二点：假定说，他到了伦敦，见到了外国间谍，他一定要赶在早晨以前把文件带回来，以免被发现文件遗失。他拿了十份，口袋里只有七份，另外三份哪里去了？他当然不会出于自己的意愿遗失三份。再有，叛国得到的钱呢？应当发现一大笔巨款在他口袋里呀。”
“这个，我的看法很清楚，”莱斯特雷德说，“我一点也不怀疑是这么回事：他把文件偷去卖，见到间谍，双方价钱谈不拢，他就离开回家；但是间谍跟着他，在火车上把他杀掉，取走最重要的文件，将尸体丢下火车。这样就能说明一切问题了，还有不清楚的吗？”
“身上为什么没有车票呢？”
“车票上的站名会暴露间谍住的地方，所以就把车票从被害人身上拿走。”
“对，莱斯特雷德，很对，”福尔摩斯说，“你的推理很严密。不过，真是这样，本案就结案了。一方面，卖国贼已死；另一方面，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书，可想而知，已经到了大陆。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绝非无事可做，歇洛克——要采取行动！”迈克罗夫特叫道，人站了起来，“我的直觉，这种讲法不对头，没那么简单。有你的用武之地！到案发现场踏勘！走访有关的人！把每块石头都翻它个个儿，一块不漏！从你干这一行至今，还没有过这样的大好机会来为国效劳。”
“好吧，好吧！”福尔摩斯说，耸耸肩，“来吧，华生！还有你，莱斯特雷德，麻烦你，陪我们走访一两个钟头，行吗？我们从调查阿尔盖特车站开始。再见，迈克罗夫特。天黑以前，我向你报告，不过有言在先，你别抱太大希望。”
一个钟头以后，福尔摩斯、莱斯特雷德和我站在地铁的案发地点，这里出了隧道马上就到阿尔盖特车站。一位谦恭的脸色红润的老先生代表铁路公司接待我们。
“年轻人的尸体就躺在这里，”老先生说，指着一个地方，离开铁轨约有三英尺距离，“不可能是从房屋什么的上面摔到这里，这里，你们看见了，都是实面的光墙，没有窗户，所以只有从火车上摔下来。那列火车，经我们查实，一定是星期一午夜经过的那一班。”
“检查车厢有没有暴力痕迹？”
“没有暴力迹象，也没有看见车票。”
“发现有开着的车门吗？”
“没有。”
“今天早上发现新证据。”莱斯特雷德说，“有位旅客，经过阿尔盖特，他是搭星期一晚间十一点四十分普通地铁列车，说是列车快到站之前，听见咣的一下，好像有人摔到铁路上的声音。因为雾大，什么也看不见。他当时没有报告。哟，福尔摩斯先生怎么啦？”
我的朋友脸上表情紧张，盯着看铁轨呈弧度弯出隧道。阿尔盖特是枢纽站，是个路闸网点。他专注地投去急切、疑问的眼光。我见他警惕的脸色，抿起嘴唇，鼻翼翕动，浓眉紧蹙，他这种表情我十分熟悉。
“路闸，”他咕噜一声，“这路闸。”
“路闸怎么啦？你什么意思？”
“一般铁路上好像没有这么多的路闸！”
“这样多不大有。”
“还有弯道，路闸、弯道，哦，天哪！原来就是这样。”
“怎么啦，福尔摩斯？你看出问题了？”
“一个想法——有一点启发，有一点，本案耐人寻味，少见，绝对少见，哪有这样的？居然铁路上一点血迹也看不到。”
“没有血迹。”
“可是我知道伤势很严重。”
“头骨碎裂，但是外伤不严重。”
“不管怎么样，总会流血。旅客大雾中听见摔倒响声的那节车厢，能不能去检查一下？”
“恐怕不行，福尔摩斯先生，这趟车早已经分散，车厢都重新编排分挂到各路列车上去了。”
“我可以向你保证，福尔摩斯先生，”莱斯特雷德说，“每一节车厢都严格检查过，我亲自察看的。”
我的朋友最明显的缺点之一，对脑子不如他灵敏的人缺乏耐心。
“很可能就是这样，”他说，回转了身，“看这情形，不一定要调查车厢。华生，这里的工作就这样吧。我们不必再麻烦你了，莱斯特雷德先生。我想，现在要上乌尔威奇去调查。”
在伦敦桥，福尔摩斯拟一份电报给他兄长，给我看后就发出去，上面这样写：
黑暗中已见火光，但可能熄灭。接电请将已知在英国的外国间谍及国际间谍列一完整名单并详细地址，派专邮送至贝克街即可。
歇洛克
“这样就行了，华生，”他说，我们在驶往乌尔威奇的火车里坐定下来。“多亏我兄迈克罗夫特，介绍我们这一桩非常离奇的案子，应当感激他。”
他急切的脸上依然神情极度紧张、激动。我看得出来，有了新的情况，新的启示，打开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思路。看哪，一只猎狐犬，原还是懒洋洋躺在窝里，耷拉着耳朵，尾巴松弛下垂；再对照现在吧，这同一只猎犬，却是目光炯炯，姿态蓄势待发，正要循着浓烈的嗅迹迅猛追扑上去——自早晨以来，福尔摩斯已判若两人。几个小时前，他还穿着鼠灰色休闲衣，在雾气蒸腾的屋子里佝偻着腰背无精打采，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
“这里有线索，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了，”他说，“我实在迟钝，没有意识到有这种可能性。”
“我到现在都还是一头雾水。”
“结局我也还不清楚，不过我已经有主意了，可以由此深入下去。这个人是在其他地方遇害，尸体被放在车厢顶上。”
“车顶上！”
“奇不奇怪？想一想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发现尸体的地方正是路闸地段，列车经过这里颠簸摇晃得厉害，这是巧合吗？经过这个地方，车厢顶上有东西不就掉下来了吗？车厢里的东西都有固定，经过路闸不受影响。尸体要不是从车顶上掉下来，那就是无缘无故在这个地方出现。再考虑血的问题，当然是这样，尸体在其他地方流掉血，到了这段铁路就没有血了。每一件个别事实都有启发性，凑拢在一起，就产生综合效应。”
“那车票，还有！”我叫道。
“确实，我们原来无法解释没有车票的问题，现在就解释得通了，各样问题可以归结一起碰拢了。”
“假定是这样，我们仍然远没有揭开他的死因之谜。真的，事情不是变得简单，而是更加复杂、扑朔迷离。”
“也许是，”福尔摩斯思索着说，“也许是。”他不再说话，陷入沉思，直到火车慢慢进入乌尔威奇站，出站雇了马车，从口袋里掏出迈克罗夫特给他的纸条。
“我们下午要兜上一圈，访问好些人，”他说，“我想，先是詹姆斯·瓦尔特爵士，首要目标。”
这位高官的官邸是一栋精致的别墅，绿色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我们到达的时候雾气正在消散，湿雾中透过来微弱的阳光。门房应我们拉铃前来开门。
“詹姆斯爵士，啊！”门仆沉着脸说，“詹姆斯爵士死了，今天早晨。”
“哦，天哪！”福尔摩斯惊叫道，“怎么死了？”
“要么您请进来，先生，见见他的兄弟瓦伦丁上校？”
“好，那就最好。”
我们被领进一间光线暗淡的客厅。稍等片刻，有人来接待，一位高个子、蓄浅须、仪表堂堂的男子，他就是已故科学家的兄弟瓦伦丁上校，年龄约五十岁。他眼神惶惑，脸面未洗，头发蓬乱，都说明家中突遭不幸，受到打击。他谈起这件事，口齿有些含混不清。
“出这种事，真是惊天丑闻，”他说，“我的哥哥，詹姆斯爵士，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失职，伤心透了。他一向为自己部门的严谨高效自豪，这一下真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原希望他会给一些指示，有利于我们侦查此案。”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这对他完全是件谜案，对你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个谜。他已经把一切所知情况交由警方处置。很自然，他肯定卡多甘·韦斯特就是罪犯，但是其他情况不可思议。”
“对这件事你有没有新的情况可以提供？”
“我自己一无所知，也就是从报上看到，听人说起。我无意失礼，但是你可以理解，福尔摩斯先生，眼下我们一切都乱了，不得不请求早点结束现在的接待访问。”
“想不到事情又这样横生枝节，”我们重新坐上马车后，我的朋友说，“我怀疑是非自然死亡，或者可怜的老头是自杀！若是后者，可能因为失职以死谢罪。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吧，现在上卡多甘·韦斯特家。”
城郊一栋小而精巧的住宅，痛失儿子的母亲坐在家里。老太太悲伤过度，神智不清，见了她也没用。但是旁边一位脸色苍白的少妇，自我介绍就是死者的未婚妻，维奥蕾特·韦斯特伯里小姐，也是案发当晚与死者最后见面的人。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福尔摩斯先生，”她说，“惨案发生以来我都没合过眼，脑子想个不停，白天想，晚上想，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亚瑟绝对是世上最单纯、最侠义、最爱国的人。信任他保管国家机密，他决不会出卖，剁掉自己的右手他也不会出卖。知道他的人都认为，那简直是荒唐，不可能，不正常。”
“但事实是怎样呢，韦斯特伯里小姐？”
“这，这，我也承认，我无法解释。”
“他缺钱用吗？”
“不，他的生活要求很简单，薪水又高，积蓄着几百英镑，我们已经准备新年结婚。”
“没有精神失常的迹象吗？我说韦斯特伯里小姐，要同我们绝对讲实话。”
我的同伴锐利的目光注意到她的神态有变化。她脸红了，犹豫不决。
“是的，”她最后说道，“我感觉到，他有心事。”
“时间好长了吗？”
“也就是上个星期吧。他老沉思默想，心情急躁。有一回我追问他，他承认出了事，会影响到他的前途。‘太严重，不能讲，对你也不能讲。’他说。我就再也问不出什么了。”
福尔摩斯脸色沉重了。
“请说下去，韦斯特伯里小姐，即使有对他不利的事，也要讲。讲了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不要顾虑。”
“真的，我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有一两次，他好像快要和我讲什么了。一天晚上他讲起重大机密，我记得他说，外国间谍肯定愿意付一大笔钱要获得机密。”
我朋友的脸色更沉重起来。
“还说什么？”
“他说我们对这种事很马虎——叛国贼要把计划书弄到手是很容易的。”
“这个话是最近说的？”
“是的，最近说的。”
“把那天晚上的经过和我们说一说。”
“我和他一起走向剧院，雾很大，连马车都没法赶。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他办公大楼了，他突然钻进浓雾不见了。”
“没有说话？”
“他嘴里惊叫了一声，就这点情况。我等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我只好独自走回家。第二天早晨，上班时间一到，大家都来问我。大约十二点钟，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哦，福尔摩斯先生，只有你能还他清白！不能叫他蒙受不白之冤呀！他的情况就这些。”
“好啦，华生，”他说，“我们还要到别处。下一站，看办公室，文件是在办公室里丢失的。”
“这个年轻人已落得个抹了黑的黑人，涉嫌重大，我们这一调查，似乎变得更黑了。”马车隆隆行进时，他说道，“他要筹备婚事，是犯罪的原因咯，势必要用钱嘛。既然谈起过计划书这个事，表明是有了这个念头的。几乎要向未婚妻说出动手计划，但那就会把未婚妻牵连进去成了叛国同谋，那可就是重大犯罪了。”
“但是还好，福尔摩斯，他没有拖他未婚妻下水，是吗？还有，他为什么把未婚妻丢在街上，自己一走了之，就这样去犯下一桩重罪呢？”
“说得好！这正是完全不合理，相当矛盾，所以他们遇到的一定是一个意外的情况。”
锡德尼·詹森先生是高级办事员，在办公室会见我们。他接待的态度十分恭敬，这通常是我同伴的名片所起的作用。他很瘦，长相硬气，戴眼镜，是个中年人，面容憔悴，两只手不自觉地扭动，是遇上意外精神紧张之故。
“真糟糕，福尔摩斯先生，太糟糕！主管死了，你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的官邸过来。”
“这地方一团糟了。主管死了，卡多甘·韦斯特死了，我们的文件被盗。星期一晚上我们关门，我们这办公室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严谨，万无一失。哦，上帝，想想就怕人！这个韦斯特，那么些人，偏偏他出问题，做出这种事来！”
“你认准他有罪吗？”
“不是他还有谁？我一向信任他，就像信任自己一样。”
“星期一办公室是几点关门？”
“五点。”
“是你锁的门？”
“一直是我最后一个走。”
“计划书放在哪里？”
“就那个保险柜，我亲自放好的。”
“大楼没有看守人？”
“有的，可是他还要看守其他部门。他是个老兵，绝对忠实可靠。那天晚上他没见有什么情况，当然雾大也有关系。”
“如果卡多甘·韦斯特下班以后进入办公楼，他需要有三把钥匙才能拿到文件，是不是？”
“是的，得有三把钥匙：大门钥匙，办公室钥匙，保险柜钥匙。”
“只有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和你钥匙齐备？”
“大门和办公室门钥匙我都没有——只有保险柜钥匙。”
“詹姆斯爵士平日工作一向有条理吗？”
“那是，我想应当是的。我知道，三把钥匙他是拴在同一个环上的，这我常常看见。”
“这钥匙环随身带着去伦敦？”
“他说过是这样。”
“你的钥匙也从来不离身？”
“当然。”
“那么，韦斯特是嫌犯的话，他一定有私配的钥匙，可是在他身上没发现。还有另外一点：如果这办公室的办事人员企图出卖计划书，可以进行复制，比把原件拿走不是简单得多吗？何必要这样拿走原件！”
“复制要有相当高的技术知识才行。”
“可我认为詹姆斯、你或是韦斯特，你们都具备这样的技术呀。”
“这我们都懂，可我请你别把我扯进这件事里去，福尔摩斯先生。计划书原件已经在韦斯特身上发现，我们这样东猜西猜又有什么意思呢？”
“嗯，他复制下来，同样能够达到目的，不会失风，可为什么偏偏要冒更大的风险窃取原件，也真是简单事情复杂做。”
“是很奇怪——可他就要这样做。”
“本案调查步步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在三份文件仍旧遗失未能找回，据了解，是极端关键的三份文件。”
“是的，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了这三份，不要那七份，也能制造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
“这一点我已向海军部报告，但是我今天又翻阅了一下蓝图，觉得恐怕未必就行。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那张蓝图拿回来了，那就除非外国人自己发明了这项技术。当然他们或许也能很快克服这一困难。”
“可是，遗失的三张蓝图毕竟是最重要的！”
“对。”
“我想，如蒙允许，我要看看这屋子。还有些问题，原来想问，一时想不起了。”
福尔摩斯检查了保险柜的锁，办公室的门，最后是铁板百叶窗。当我们走到外面草地上，这时他才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窗外有一丛月桂树，有些树枝像是给拗折过的样子，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又检查到树底下的地面有模糊的脚印。最后他要那位高级办事员关上铁百叶窗，然后指给我看，窗的中间关不拢，留下一道缝，可以从外面透过窗缝看到办公室里面。
“耽误了三天，那脚印被破坏掉了。脚印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好了，华生，我不认为乌尔威奇对我们还有多少帮助，有一点小收获而已。我们看看，伦敦是不是更有收获。”
然而我们快要离开乌尔威奇车站时，却有意外的收获。车站售票员很有把握地说他看见卡多甘·韦斯特——他很熟悉他的模样——星期一晚上，韦斯特搭八点十五分开往伦敦桥的车去伦敦。韦斯特一个人，买了一张单程三等车票。售票员看他那紧张激动的样子，十分吃惊。他颤抖得连找头都拿不起来，还是售票员帮他捡的。查一查时刻表，八点十五分，是他七点半左右离开未婚妻以后所能搭上的最早一趟车。
“让我们把问题重组重建，华生，”福尔摩斯沉默了半个小时后说道，“我不记得在你我合力侦查的案子中，有过哪一件案子比这件更棘手。好不容易前进一步，结果发现前面又是一道坎。不过，我们还是有了一点可喜的进展。
“乌尔威奇的调查，总体上对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不利，但是从窗子的种种迹象来看，可以作一个比较有利的假设。比如，不妨假定，他被某个外国间谍盯上，有过试探。也许不愿意，但一定发过誓，确保不准他讲出去。可这事深深干扰了他的情绪，所以对未婚妻透露了一些，从他说过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好了，我们就假定，当他和未婚妻一块儿去剧院，在大雾之中忽然瞥见这个间谍走向办公大楼，他是个急性人，决断迅速，什么事情都比不上职责重大。他跟踪这个人，到了办公室窗外，看见文件被偷走，于是连忙追贼。这样，为什么不复制文件，而要偷走原件，就说得过去了。是外贼，所以才会偷原件。到目前为止，都还解释得通。”
“下一步怎么样呢？”
“接下去又有困难了。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应当是抓贼，叫喊捉贼。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会不会是一个上司在偷文件呢？这就能解释韦斯特的行为。是否就是这个主管，趁浓雾把韦斯特甩掉，韦斯特立刻追随到了伦敦，到他住处去拦截呢？假定他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要赶快追上去，十分紧急，所以撂下未婚妻站在雾中，来不及跟她交代情况。我们的线索到这里又断掉了。这样的假设，和韦斯特的尸体放到地铁车顶上及带有七份文件之间，依然存在着鸿沟，距离很大。我有直觉，现在要从另外一头着手。如果迈克罗夫特给我们名单，就能够找出我们追踪的人，从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不是单线作业。”
准得很，一封信已经在贝克街等着我们了。政府信使的特件急送，福尔摩斯扫一眼，扔过来给我。
虾兵蟹将小角色甚多，如此的重任均不是这等人所能担当。值得重视的人则有：阿道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十三号；路易士·拉罗塞，住诺丁希尔，坎普顿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十三号。后一人据悉星期一在城里，现接报告已离去。欣闻你已有头绪。内阁忧心如焚，亟盼听到你的最后捷报。最高当局的查处急件业已下达，全国警力动员作你后盾，听候待命行动。
迈克罗夫特
“我怕是，”福尔摩斯笑笑，说道，“女王的全部人马开到，也无济于事。”他摊开伦敦市区全图，俯身急急地查阅。“好啦，好啦，”一会儿他满意地喊道，“事情有点转机了。噢，华生，我确信无疑，我们要顺藤摸瓜把它全部牵出来了。”他忽然兴奋起来，手舞足蹈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现在就出去，先作一次侦察。没有你这位同志和纪实作家在我身边，我不会去做极冒险的事。你留在家里，大概过一两个小时我就能回来。如果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你就取出笔和纸来，开始起个头写写我们如何拯救国家吧。”
我觉得自己受他感应，心中也兴奋不已。我很清楚，他不会轻易摆脱惯常严肃的态度，一定是逢有特别的喜事，精神才会如此豪爽。这个长长的十一月的夜晚，我一直在等待，焦急地盼他回来。最后，九点刚过，专邮送来一封信：
我正于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哥尔多尼饭店进餐。请立即来此会我，随身带撬棒、遮光提灯、凿子、手枪等各件。
歇．福．
一个正派的公民带着这些东西穿行于大雾笼罩的昏暗街道，真是一副好装备。我把东西小心地藏在大衣内，驱车直奔指定地点。到了那里，是一家豪华的意大利饭店，看见我的朋友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圆桌旁。
“你吃过饭没有？那就和我一起喝咖啡、柑橘酒。试一支饭店老板的雪茄，这种雪茄不像人说的那样有毒。东西都带来了？”
“都带着，在大衣里。”
“很好。我做了些什么，大致给你讲一讲，再说说我们要怎么做。现在你必须明白，华生，年轻人的尸体是有什么人放到车顶上去的，当我一断定这个事实他肯定是从车顶上掉下来，不是从车厢里摔出去，就已经很清楚。”
“从哪一座旱桥上掉下车顶不可能吗？”
“我说不可能。你去看看车顶，顶上略显拱形，周边没有围栏，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卡多甘·韦斯特的尸体是被人放上去的。”
“怎么样把他放上去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很可能。要知道地铁在西区有几个地方不穿隧道。我好像记得，我坐地铁，在那里偶然看见外面房屋的窗户就在我头顶。那么，假如有一列火车停靠在这样的窗户下，把一具尸体放到车顶上，会有困难吗？”
“似乎不大可能吧。”
“我们还是要回到那句老古话：真真假假一百个，九十九个都是假，剩下一个必是真。这里，别的一切可能性都成为不可能，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我发现那个刚刚离开伦敦的国际间谍，就住在紧靠地铁的那一长排房子里，我真是太高兴了，连你对我这突如其来的轻狂样子也有点惊讶了。”
“哦，果真是那样吗？”
“是的，果真是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住在考菲尔德花园十三号，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我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开始侦察，一位路警配合我，带我沿铁路走，我得到完全满意的成果。不单单看到考菲尔德花园楼的后楼梯窗正对着铁路，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那里是多条铁路的交叉点，地铁列车通过这里经常要停车数分钟。”
“成绩斐然，福尔摩斯！给你查对了！”
“初步——只能说是初步，华生。我们向前迈进一步了，但离目标还很远。好，看过考菲尔德花园楼的后窗，再看前面，又十分满意，房子已是人去楼空。房子相当大，里面没有陈设，根据这个我判断，他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里。奥伯斯坦只带一个随从，一起住，这是个心腹同谋。我们要清楚，奥伯斯坦是到大陆交赃去了，他并不想逃走，他没有理由害怕被下令逮捕。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来个非官方的住宅搜查。他不知道，这恰恰是本人所能做的事。”
“为什么不先申请个搜索令合法化呢？”
“证据尚不足。”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当作罪证，要进他屋里去搜一搜。”
“这个我觉得不妥，福尔摩斯。”
“我亲爱的伙计，你就在外面街上看着点，犯法的事我去做，没时间计较无谓的小节。想想迈克罗夫特的信，想想海军部，还有内阁，还有多少高层人士急着等消息，我们义无反顾。”
我的回答是刷地从桌边站起。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我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他倏地起立，握住我的手。
“我知道，你关键时刻决不退缩。”他说。但是一刹那间我从他眼里看出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柔情的神色，顷刻，他又恢复严峻务实的理性态度。
“远近大约半英里，也不急，我们走着去吧，”他说，“东西别丢了，要注意。别让人把你当嫌犯抓起来，那就讲不清，倒大霉。”
考菲尔德花园是几排平面型、立柱门廊楼屋中的一排，是伦敦西区典型的维多利亚中期式住宅。隔壁一家，像是儿童在开派对，静夜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欢呼声和钢琴的叮咚声。四周依然浓雾笼罩，倒是正如友好相助一臂，张起帷幕将我们遮隐。福尔摩斯点亮提灯，照在厚实的门上。
“这个地方可是不好对付，”他说，“这门不但锁着，还上着闩。我们到地下室采光井看看，会有办法。那边的拱道，是好地方，万一来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也好躲一躲。我手拉住了，华生，我也拉住你。”
我们很快一起摸到地下室采光井。刚躲入阴影中，警察的脚步声就在我们上面的雾中走过。听着有节奏的步伐缓缓地远去，福尔摩斯动手开启地下室的门。只见他弯腰一使劲，喀嚓一声，门被撬开。我们进入黑暗的走道，随手把地下室门关上。福尔摩斯领路弯弯曲曲在头里走，上了没有地毯的阶梯，提灯射出一小片扇形黄光，照着一扇矮窗。
“就这儿，华生——肯定是这扇窗。”他把窗打开。窗一开，就传来低沉刺耳的哧哧声，渐渐变成轰隆轰隆巨响，一列火车冲破黑暗，在我们前面飞驰而过。福尔摩斯提着灯沿着窗台上照，窗台上积满来往火车留下的厚厚一层煤灰，但是有几处的黑灰有被拖抹过的痕迹。
“你看见吧，这是他们搁过尸体的地方。咳，华生！这是什么？没错，正是血迹。”他指着窗台上几块微弱的污迹，“这儿阶梯上都沾着呢。证据已经确凿。我们等着，等停辆火车看看。”
等没多久，下一趟列车如前趟车一样，从隧道呼啸冲出，但是一出隧道立即减速，随后煞车吱吱嘎嘎直响，就在我们眼前停住。这时窗台距离车厢顶不到四英尺。福尔摩斯轻轻把窗关上。
“至此，我们的推断已得到证实，”他说，“你怎么想，华生？”
“一件杰作，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你这么说我不敢当。那是从我形成尸体是放在车顶上这个想法开始的，当然这个想法谈不上深奥，但这样一来，其余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要不是案子的利害关系特别重大，光这一点案情也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眼前仍然困难重重，不过这里也许还能发现一些东西，对我们有帮助。”
我们登上厨房阶梯，进入二楼的一个套房查看各个房间。一间是餐室，里面陈设简单，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二间是卧室，也是空空荡荡。再看一间，好像有点希望，我的同伴停下来系统地进行检查。这儿到处摊满书籍和报纸，很明显是作书房用的。福尔摩斯一个抽屉一个抽屉、一个橱柜一个橱柜逐一翻检，动作迅速而有条不紊，但是他紧绷的脸上没有显露一丝成功的喜色。一个钟头过去，和开始的时候一样，毫无进展。
“这只狡猾的狐狸，把蛛丝马迹都毁掉了，”他说，“凡是有可能成为罪证的东西一点不留。犯罪的信件都销毁了，或者转移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找不到也就没有了。”
书桌上有一只马口铁铁匣，是放现钱的小箱子。福尔摩斯用凿子撬开，里面有几卷纸，纸上是一些数字和计算式，没有任何说明，只是反复出现“水压”和“每平方英寸压力”等文字，说明和潜水艇可能有些关系。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把这些都扔向一边，最后只剩一个信封，里面放的是一些小张的剪报，他全抖出倒在桌子上。我突然看见他情切的脸色燃起了希望。
“这是什么，华生？啊？这是什么？报纸登的广告，几次代邮广告，看印刷和纸张，是《每日电讯报》的私人广告栏，在报纸右上端的一角。没有日期——但是代邮本身是有次序的。这是第一则：
希望尽快听到消息。条件同意。请按名片地址详告。
皮罗特
下面一则：
复杂难述。务需详尽报告。以待钱货两讫。
皮罗特
接着是：
情况紧急。务必撤回要价，以待合同确定。希函约、广告为凭。
皮罗特
最后一则：
周一晚九时后。敲门两声，均为自己人，无须猜疑。钱货两讫。
皮罗特
“记得很完整，华生！能从另一头找到这个人就好了！”他坐着沉思，手指敲击桌面，最后跳起身来。
“哈，总的来看，也许并不困难。这里没有什么可做了，华生，我想该马上到《每日电讯报》社，对今天的工作做个收尾，一定能功德圆满。”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和莱斯特雷德隔天早餐后如约前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向他们叙述了我们昨天的工作进展。这位专职警探对我们自己承认的夜盗似的搜索行为直摇头。
“我们警察绝不许这样做，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怪不得你的成绩能够超过我们。这些天来你们调查得过头了，你自己，还有你的朋友，会发现是自找麻烦。”
“为国家效劳嘛，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噢，对吧，华生？就当成在英国祭坛上殉难了吧！可是你的看法如何呢，迈克罗夫特。”
“棒极了，歇洛克！令人钦佩！还要看你怎么解决了。”
福尔摩斯把桌上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
“看见皮罗特今天的广告没有？”
“怎么，还有广告？”
“对，在这儿。”
今晚，同时同地，敲门两下，极重要，与你本人安全攸关。
皮罗特
“好呀！”莱斯特雷德叫道，“他若赴约，我们一定逮住他！”
“我使这么一手正是这个意思。我想，你两位如果方便，八点钟和我们一起到考菲尔德花园去，我们很可能就把事情基本上解决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种能力，最了不起的特点，当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更有效率的时候，就干脆让脑子停止活动，把一切思想转移到轻松的事情上去。我记得这值得纪念的一整天里，他埋头撰写关于拉苏斯②的复调赞美诗的专题论文。至于我自己，我没有这种超脱的本领，结果，这一天等得我简直漫长没有尽头。本案对国家关系重大，最高当局焦虑不堪，我们直捣贼窝探其囊取其物——这些都搅和在一起，刺激着我的神经。直到轻轻松松吃过一顿晚餐后，我才舒了一口气，我们终于踏上征程。莱斯特雷德和迈克罗夫特如约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外面等着我们。奥伯斯坦住所地下室的门第一天晚上已被撬开，但是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执意不肯爬栏杆，于是就由我绕进去把厅门打开。到九点，我们已在书房里坐定，耐心等候我们所邀的人到来。
② 拉苏斯（Lassus，Roland de，约1532—1594），比利时作曲家，以圣乐及世俗乐著称。
过了一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十一点敲过了。大教堂钟声从容哀婉的报时，听起来像对我们所抱的希望唱起挽歌。莱斯特雷德和迈克罗夫特坐在那里焦急不安，一分钟看两次表。福尔摩斯很沉静，坐着一声不吭，半闭眼睛，但是根根神经绷紧着。他忽然一震，猛抬头。
“来了。”他说。
有鬼鬼祟祟的脚步从门外走过去，又再走回来。我们听见一阵凌乱的脚步到了门跟前，接着门环在门上重重地碰了两下。福尔摩斯站起来，做手势叫我们坐着别动。厅里的煤气灯只有一丁点儿亮光。他打开门，一个黑影侧身进来后，他随即把门关上，上锁。“到这边来！”我们听见他说，一会儿来人站在了我们面前，福尔摩斯紧随其后。这个人发觉不对，一声惊叫转身要跑出去，福尔摩斯一把抓住他的领口，将他扔回屋子里。不等这个上了手的人站稳，福尔摩斯已把房门关上，背靠门站着。这个人瞪眼四下张望，身子一摇晃，倒在地板上昏厥过去了。惊慌之中，他的宽边帽从头上掉落，围巾从嘴边滑下，露出一张蓄薄须而清秀俊美的脸，是瓦伦丁·瓦尔特上校。
福尔摩斯惊讶地嘘了一声。
“这一回，你可以把我写成一头蠢驴了，华生，”他说，“想不到我抓的是这只鸟儿。”
“他是什么人？”迈克罗夫特急忙问。
“已故詹姆斯·瓦尔特爵士胞弟，潜艇所所长。是的，是的，我看到了那副牌局，他要出牌了。我想，最好还是把他交给我来审问。”
我们把倒在地上的人拖上沙发，这时他坐了起来，满脸惊恐看看周围，手摸摸额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知觉似的。
“怎么回事？”他问道，“我来这里是找奥伯斯坦先生呀。”
“事情都清楚了，瓦尔特上校，”福尔摩斯说，“堂堂一个英国绅士，竟做出这种事来，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可是你同奥伯斯坦的关系、联系，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有关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的死亡情况，我们也清楚。我奉劝你一句，不要辜负我们对你仅存的一点信任，希望你忏悔、坦白，还有某些细节，我们只能从你口中了解。”
这个人叹了口气，双手蒙住了脸。我们等他，但是他不做声。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福尔摩斯说道，“每一个重大情节都已经查清。我们知道，你急需用钱，私下里拿你哥哥掌管的钥匙做了印模。你和奥伯斯坦接上关系，他通过《每日电讯报》的私人广告栏给你回信。我们知道，你星期一晚上趁着大雾跑到办公室，但是被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看见，他随后跟踪了你。事实上，他早就对你起疑。他目睹你偷窃文件的行为，但是不能报警，因为也有可能你是拿文件交给你伦敦的兄长。他放下自己的私事不顾，可见他实在是一位好公民。他在迷雾中紧紧盯住你，一直跟踪到了这所房子。这时候，他就出面干预你了。可是结果，瓦尔特上校，你在叛国罪之外又添一条死罪，杀人罪。”
“我没有！我没有！上帝作证，我发誓我没有杀人！”可怜又可鄙的罪犯嚷道。
“那么，你说，卡多甘·韦斯特是怎么被你们害的？你们把他丢到了火车车厢顶上去。”
“我说，向你们发誓，我说。我承认，别的事我做过，正是你说的那样。要偿付股票交易所的债，我需要钱走投无路，奥伯斯坦给我五千，救我渡过难关。可是，杀人这回事，我是无辜的，和你们一样清白。”
“怎么回事，快说！”
“他早就对我有怀疑，像你说的，他盯住了我。我不知道，等来到了这里门口，才发现他。雾很大，三码以外就看不见。我敲了两下门，奥伯斯坦来开门。这个年轻人冲上来，责问我们拿文件想干什么。奥伯斯坦有护身棍，他一直随身带着。韦斯特跟着我们冲进屋时，奥伯斯坦就对准他头上一棍，这下要了他的命，五分钟以后就断了气，躺在客厅里。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奥伯斯坦想到了停在后窗外的火车。不过他先急着检查我带来给他的文件。他说其中三份是最关键的，他要拿走。‘不能拿走，’我说，‘不送回去，乌尔威奇不就要闹得天翻地覆啦！’‘我一定要拿走，’他说，‘技术性太强，一时无法复制下来。’‘今天一定要全部送回去不可。’我说。他想了一会儿，叫起来，说有办法了。‘三份我拿走，’他说，‘其他的都塞在这个青年的口袋里。等到一被发现，整个事就算在了他的账上，都是他干的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也就只好照他说的做。在那个窗口，等了半个钟头，一列火车停下来了。雾大得很，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把韦斯特的尸体弄到车厢顶上一点困难也没有。跟我有关的事，就这些了。”
“你兄长呢？”
“他没说什么。只有一次被他看见我拿过他的钥匙，我想这就引起他怀疑了，我从他眼睛里看得出来，他怀疑我。你已经知道，他再也抬不起头来，没脸见人。”
屋子里声息全无。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打破了这一阵沉寂。
“你想不想补救？可以安抚你的良心，也会减轻对你的惩罚。”
“我怎么补救呢？”
“奥伯斯坦把文件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
“他没有给你地址？”
“他说有信可以寄到巴黎洛雷旅馆，他就收得到。”
“想不想补救，那就全取决于你自己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我愿意，我一定做。我跟他这个人又没有交情，他毁了我，一辈子完了。”
“拿纸笔，坐到桌边去，我说你写。把他给的地址写在信封上。好，现在写信：
亲爱的先生：
关于我们的业务，你现在无疑已有发现，尚缺一项关键细节。我特制作复印图可使完善。但此事已替我招来额外麻烦，必须再向你额外收取五百英镑。邮汇不妥，并只要黄金或英镑，拒收其他。本欲出国亲赴你处，但我若此时出国必招致注意。故望于星期六中午来查令十字街饭店吸烟室相见。只收黄金或英镑，切记为荷。
“这就行了，我就不信他不来，我们抓不到他才怪。”
果然灵验！这是一段历史——一个国家的秘史，比起公开的编年史，还要有趣得多，而且为人津津乐道——奥伯斯坦急于做成他毕生最大的这笔生意，因此被诱捕落网，要在不列颠蹲大牢十五年。在他的皮箱里搜出价值无限的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他居为奇货，打算向欧洲各国海军部技术中心待价而沽。
瓦尔特上校判刑后的第二年年底，死于狱中。至于福尔摩斯，他又兴致勃勃回头研究拉苏斯复调赞美诗，文章被私人翻印流传，据专家认定是这方面的权威评论。几星期之后，我偶然听说我的朋友在温莎③度过了一天，带回一枚精致无比的绿宝石领带别针。我问他是不是买的，他回答是一位仁慈的贵夫人送的礼物，因为他曾十分荣幸为这位贵夫人略尽绵薄之力，完成一项小小的使命。除此之外，他便不再多说。但是我想，我能猜到那位贵夫人的大名。毫无疑问，这枚绿宝石别针将永远唤起我朋友对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案的回忆。
③ 温莎（Windsor），英格兰东南部离伦敦不远的城市，英王室住所温莎堡所在地。
（19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