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案情陈述
莫斯坦小姐走进屋来。她步履沉着,姿态稳重,是个皮肤洁白、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士,娇小、轻盈、高雅,戴着手套,显得端庄,衣着得体,充分展现着风度。然而,她的衣服简朴素净,说明她不是一个生活太优裕的人。暗灰哔叽的衣服,没有花边和装饰,配着一顶同样暗色调的小檐帽,一枝白羽插在帽檐侧旁讨了几分巧。她的容貌虽不能说美丽出众,但是神情甜蜜,温柔可爱,一对蓝蓝的大眼睛富有情意和神采。就我眼中看过的女人,遍及三大洲数十国,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女子有这样娴雅的面容、灵秀的气质。当福尔摩斯拿过一把椅子请她坐下的时候,我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朝着她看。看见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手在颤抖,她的一举一动显示出情绪紧张,内心不安。
“我来拜访您,福尔摩斯先生,”她说,“因为您曾经为我家主人塞西尔·福雷斯特夫人解决过一件家庭纠纷。她十分感谢您的帮助,钦佩您的才能,一直铭记不忘。”
“塞西尔·福雷斯特夫人,”福尔摩斯回想起来说道,“记得的,不过是对她一点小小的帮助,那桩案子很简单,是小事情。”
“她可不这样认为。不过我现在来向您求教的案子,可不能说是简单的了。我现在的处境,真想不到会变得这么复杂、离奇。”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两眼炯炯有神。他在椅子上倾身向前,那张清秀而似鹞鹰的脸,神情极为关注。
“说一说您的案情吧。”他以极其郑重的语气说道。我感到我的在场有些不便。
“你们谈吧,请原谅,我失陪了。”我说着,从椅子上起身。出乎意料地,这位年轻女士伸出戴着手套的手阻止了我。
“您这位朋友,”她说,“最好请别走,一定会对我很有帮助的。”
我因此重新坐下。
“简短讲一讲,”她接着说道,“事情是这样。我父亲是驻印度军队的军官,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国内。母亲早就去世,英国又没有亲戚,所以就把我送到爱丁堡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学校条件很好,很舒适,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七岁。一八七八年,因为我父亲已是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请到一年假期回国度假。他一到伦敦,就给我发电报,告诉我已平安抵达伦敦,叫我立刻前去相见,给的地址是朗厄姆旅馆。我还记得,电文写得充满父亲的慈爱。我赶到伦敦,乘马车去朗厄姆旅馆。旅馆的人告诉我是有莫斯坦上尉下榻在这里,不过头天晚上出去后就一直没有回来。我等了一天,不见父亲的消息。那天晚上,旅馆经理劝我报警,我就去警署报了案,还在第二天早上各大报纸登出寻人启事,可是一点结果都没有。这天以后,从此就没有了父亲的下落,可怜的父亲至今音讯全无。他回到国内,心中满怀父女团聚的希望,期盼能过个假期家庭生活,想不到——”
她用手捂着嘴,话还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
“是什么日期记得吗?”福尔摩斯问道,翻开记事本。
“他是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失踪的——差不多有十年了。”
“他的行李呢?”
“留在旅馆里。行李中找不到一点线索——一些衣服,一些书,还有不少安达曼群岛的珍奇古玩。他是那儿管监狱犯人的军官。”
“在伦敦有朋友吗?”
“我们知道只有一人——肖尔托少校,和他一个团的,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少校那时刚退休不久,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然和他联系了,可是他连自己部队的同事回到英国都不知道。”
“真是怪事。”福尔摩斯说。
“我还没有跟您说最怪的事呢。大约六年前——讲确切点,日期是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泰晤士报》上刊登一条启事,征询玛丽·莫斯坦小姐的住址,还说是对她有好事。启事没留姓名地址。那时我刚到塞西尔·福雷斯特夫人家当管家,夫人建议我把我的地址在广告栏上登出去。见报的当天,就来了一个小纸盒,按我的地址邮寄给我。打开一看,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珍珠,盒子里没留一个字。从此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就寄来一样的盒子,里边是一样的珠子。是什么人寄的,一点情况都不知道。这些珠子经行家看过,是稀世珍宝,价值很高。您两位也可以看看,确实很好。”
她说着就打开一个盒子,我看见了六颗我生平从未见过的上品珍珠。
“您说的很有意思,”歇洛克·福尔摩斯说,“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就在今天,所以我才上您这儿来了。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请看,就是这一封信。”
“谢谢。请您把信封一起给我。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九月七日。哦!一个大拇指印,角上——可能是邮差的手指。纸张很好。信封是六便士一札的,不便宜。写信人对信封、纸张很讲究。没留地址。
今晚七时请于莱西厄姆剧院左侧第三柱等候。如有疑虑,可携二友一同前来。您是备受亏待之女士,必以公道还报之。切勿报警。否则即予勾销。您未识的朋友。
啊哈,真是奇妙的事,实在让人神秘莫测!您准备怎么办呢,莫斯坦小姐?”
“我来正是要请教您呀。”
“既然这样,我们应当去,肯定得去——您,我,还有——对了,华生医生也正好算上一位。符合信上说的,两个朋友嘛。他和我一直是在一起工作的。”
“不知这位愿意去吗?”她的表情和语气都是恳求似的说。
“我十分荣幸,十分高兴,”我赶紧答话,“极愿效劳。”
“你们俩真好,”她回答说,“我一向孤独,从来没有朋友可以相托。那么,我六点钟再到这儿来,好吗?”
“可不能晚了,”福尔摩斯说,“还有一点,这信的笔迹同珠宝盒上地址的笔迹一样不一样?”
“我都带着呢。”她回答说,掏出了六张包珠宝盒的纸。
“像您这样的委托人真难得,对事情考虑得很周密,做得很对。好,让我们来看看。”他把纸展平在桌上,逐张细细端详。
“都是伪装的笔迹,只有这封信是真笔迹,”他看罢说道,“不过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这一点没有问题。看这个怪模怪样的“e”总是控制不住要出格。再看这“s”,在末了总是要这么转一下。这就没有疑问出于同一手笔。我倒不是想要给您一点空心希望,莫斯坦小姐,这里的笔迹同您父亲的笔迹,有没有相像的地方?”
“一点也不像。”
“我想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在六点钟等着您了。请把这纸都留下,去之前这段时间里,我还可以研究研究。现在才三点半。好,那么回头见,噢勒瓦尔①!”
① 噢勒瓦尔(Au revoir),法文“再见”的意思。
“噢勒瓦尔。”我们的客人说,她那明媚、温柔的眼睛看看他,看看我,珠宝盒往怀里一揣,匆匆地走了。
我站在窗前,看她轻盈地在街上走去,一直看着她的灰色小檐帽和一根白羽毛在黑压压的人群之中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多么动人的一位姑娘!”我赞叹道,转向我的伙伴。
他再点起了烟斗,垂着眼皮,靠到椅子上。“是吗,她?”他无精打采地说,“我倒没注意。”
“你真是一部机器——自动计算器,”我大声说,“你有时候真是毫无一点人情味。”
他温和地笑着。
“至关重要第一点,”他大声说,“你作判断不要偏向于个人的品貌。一位当事人、委托人,对我只是一个单位量,问题的一个因子、因素。感情这个东西,会干扰理智,使人变得不清醒。告诉你,我平生所见的一位最美最美的绝代佳人,竟为了得到保险赔款,活活毒死三个小孩,结果被判处绞刑;我认识的一个外貌奇丑、不讨人喜欢的男子,倒是一位大慈善家,捐赠将近二十五万英镑救济伦敦的贫民。”
“但这不是同一回事——”
“不应有例外。有了破例,也就没有了定律。你研究过笔迹特征吗?对这个人的笔迹,你有何高见?”
“写得比较整齐、清楚,”我回答,“像个生意场上的人,做事不马虎,属于很有个性的人。”
福尔摩斯摇摇头。
“看看几个长字母,”他说,“出头几乎都没有高过左右的一般字母,那个d像a,l像个e。有个性的人不论字写得有多难认,字的高矮总是分明的。他的k都写得摇摆不稳;大写字母显出这个人很自负。我现在出去一下,找一找参考数据。这本书推荐你看看——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这是温伍德·里德的《成仁者》。一小时我就回来。”
我坐在窗边,手里捧着书,但是完全走神,无心拜读这部大作。我的心思牵挂在刚才的来客身上排解不开——她的音容笑貌,她生活中遇到的离奇的谜。她父亲失踪那年,她是十七岁,那么现在该是二十七岁——正当如醇蜜般的年华,少不更事的稚气已经蜕去,转入涉世适度的人生阶段。我这么坐着,想入非非,忽而一阵自惭袭上心头,赶忙坐到书桌前,扑到最新病理学论文中细读,藉以抑制我的妄想。我算什么?一个陆军军医,拖着一条伤腿,银行无存款,怎配有这种非分之想?她是一个单位量、一个因素——此外便什么也不是。如果我的前程注定黯淡无光,最好还是毅然直视面对人生,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妄想自己的命运会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