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彼得
我不知道我朋友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否还有比一八九五年更好的时候。他随着破案名声日振，侦查业务也就日忙。对此我则觉得，如果稍有表露某某显贵政要我都有结识，他们都曾亲临我们贝克街寒碜门庭来做委托人，还真会令我颇觉不识趣，太无自知之明。然而，福尔摩斯一如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生命为艺术，艺术是生命。而且他服务于人们的付出是无价的，我从未发现他以索取高额报酬为目的，只有霍尔得内斯公爵一案是例外。他是如此地与世俗相异其趣——或者说是不谙世情——那些权势富贵倘若不值得他同情，他常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他会不惜一连几个星期紧张劳作，埋头于那些社会地位低微者委托的事情，他们的案子往往多有奇趣而富于戏剧性，需要发挥想象力，更能挑战他的智谋。
在一八九五年这难忘的一年中，一连串稀奇古怪的案子层出不穷，他全身心地投入，从轰动一时的侦破红衣主教托斯卡的猝死案——按照教皇陛下的紧急指示办理，被他一举查实——直到将臭名昭彰的加那利舞蹈教练威尔逊加以逮捕，从而破获了伦敦东区的一个犯罪黑窝。与这两个重大案子接踵而来的是护林人李的住宅惨案，即彼得·加里船长死因扑朔迷离的奇案。福尔摩斯先生的探案故事如果不包括这个非常奇异的案子，那就会显得很不完整。
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的朋友经常长时间不在住所，我知道他手上有事正在奔忙。这期间有几个相貌粗俗的人上门来寻访巴斯尔船长，这就使我明白福尔摩斯是在另外什么地方进行工作，假托身份和姓名，隐去真实面目，以免受人注意，引起惊动。他在伦敦各区至少有五个落脚点，各处都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这个事他不跟我说，我也不习惯硬要追问明白。我不知他在调查什么问题，但是头天给我的印象就肯定是一件不同寻常的案子。他不吃早饭就出去了，当我坐着吃我的饭时，他大步跨进屋里，大礼帽还戴在头上，一支有很大倒钩箭头的标枪像一把伞似的夹在他的腋下。
“天哪，福尔摩斯！”我叫道，“你不会带了这么一支家伙在伦敦街上转吧？”
“我坐车去了肉店又回来了。”
“肉店？”
“我转了一圈回来，胃口就大开。一点不假，华生，早饭前进行锻炼有道理。可是我敢同你打赌，我刚才做什么样的锻炼，保管你猜不出。”
“我也不想猜。”
他倒着咖啡，格格格地笑了。
“你刚才没有到阿拉代斯肉店去，去的话就看到后店堂凌空吊着一头死猪，在那里直晃荡，有位老兄脱去外衣单穿衬衫使上这件武器，用猛劲儿戳着猪身。这个大力士，就是本人。我还没使上全部劲，只一下就把死猪穿了窟窿，真厉害，好开心啊。你想不想试试？”
“我才不想试。你这样做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这样练一练，同护林人李住宅那件悬案不无关系。啊，霍普金斯，昨晚上我收到你电报了，正等着你来呢。来，一起谈谈。”
来客神态极为机警，年纪三十来岁，一身淡雅的花呢套装，但是还保持着穿警察制服时严肃笔挺的习惯。我一见就认出是年轻的警官斯坦利·霍普金斯，福尔摩斯认为他是个大有前途的青年，而他则以学生的态度仰慕、尊敬这位著名前辈，很重视他的科学方法。这时霍普金斯却是皱眉如愁云，神情极度沮丧地坐下来。
“不用了，谢谢你，先生，来之前我吃过早饭了。我在城里过的夜，昨天我来做汇报。”
“汇报什么？”
“失败，先生，彻底失败。”
“没有一点进展吗？”
“一点也没有。”
“奇怪！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
“我是巴不得你来呢，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上手的头一件大案，可是搞得束手无策，看在上帝分上，下来助小弟一臂之力吧。”
“好，好，我也刚好看过手头所有材料，包括侦查报告，看得比较仔细。那么，犯罪现场发现的那个烟丝袋，你怎么看呢？那上面没有线索？”
霍普金斯脸露莫名惊异。
“那是这个人自己的袋子，先生。里头有他姓名的首字母，还是海豹皮革——他就是个海豹老猎手嘛。”
“可是他没有烟斗啊。”
“是的，先生，我们没有发现烟斗。其实，他很少抽烟，有可能是备着给朋友抽的。”
“完全可能。我所以提到这个，因为，如果是我处理本案，我多半就从这里作为侦查突破口。现在，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他对这个事还一无所知，而我本人想把事情经过重新听一遍，请简单扼要给我们再讲一讲吧。”
斯坦利·霍普金斯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
“我这里记着年份时间，你们可以知道死者彼得·加里船长的经历。他生于一八四五年——年龄五十岁，是个猎海豹、鲸鱼的老猎手，勇敢，有经验。一八八三年，当‘独角海兽号’轮船的船长，是丹迪港的一艘捕海豹船，多次出海，几次都是满载而归。第二年，一八八四年，就退休，周游列国几年。后来买了幢小住宅，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大森林住宅区的一幢房，都叫护林人李的房子，在那儿住了六年，一个星期前的今天，在那里去世。
“这个人有几个特别的地方。他平常的生活，貌似严格的清教徒——是个沉默、严肃、没笑容少言语的人。家里有老婆，一个女儿，今年二十岁，还有两个女佣人。佣人老是做不长，要换，都嫌住在这家人家不开心，有时候叫人受不了。这个人是个酒鬼，三天两头发酒疯，一发酒疯就像个恶魔。都知道他会半夜里把老婆、女儿赶出屋外，打得满院子跑，叽叽哇哇叫传到门外，满村子都被惊醒。
“有一次教区牧师到他家里去说他劝他，制止他的不良行为，老牧师给他大骂一通，结果他被传讯。总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像彼得·加里这样蛮横不讲理的人，你上哪里也不易找得到。还听说，他当船长的时候性格就是这副样子。码头、船上人都管他叫黑彼得。给他起这名号，正好因为他是黑脸皮、一大把黑胡子，而且周围人都咒他这个恶脾气。不用说了，邻居人人都讨厌他，躲开他。现在他落得这么个悲惨结局，我没听见有一句哀悼可怜他的话。
“你一定在调查报告中读到这个人有间小木屋，福尔摩斯先生，你这位朋友大概没有听说过。那是他自己用木头在屋外面搭建的小屋——他一直称它叫‘船舱’——离他的宅屋几百码远，他每天晚上都在这里睡。木屋单间独立，很小，十英尺宽，十六英尺长。钥匙在他口袋里藏着，床铺自己整理，被褥自己洗，从来不让别人跨进门坎。木屋四面有小窗，一年到头蒙着窗帘，从不见打开。有一扇窗对着公路，晚上小屋里点了灯，人们指指点点，都不知黑彼得在里头搞什么名堂。就是这扇窗，福尔摩斯先生，调查的结果，我们还算得到一点可疑的证据。
“你记得有个石匠叫斯雷特，大约凌晨一点，从森林住宅区走出来——这是谋杀发生前两天——经过这地方，从树丛中望见窗上还有亮光。他发誓说，看见窗帘上映着一个人的侧面影子，清清楚楚，这个人肯定不是彼得·加里，彼得·加里他是完全熟悉的。这个人也长胡子，但是胡子短，向前翘起，同加里船长的胡子大不一样。石匠是这么说的，他在酒店里待了两个钟头，从路上望到那头的窗有相当的距离。再说，这是星期一他的印象，谋杀要到星期三才发生。
“星期二，彼得·加里又打闹起来，喝得满面通红，发狂像要吃人的野兽，在屋子外面乱闯，老婆、女儿听见他来了，就急忙躲开。晚上很晚了他才钻进自己的窝，大约半夜两点钟，已是次日凌晨，他女儿，睡觉的时候窗子开着，听到那个方向发出怕人的惨叫，因为他平时喝醉了酒就大喊大叫，所以没引起注意。一个女佣人七点钟起来，注意到小屋的门开着。可是他太教人害怕，没人敢去理他，一直到中午，家里人才从门外张望，看看他怎么样了。一看，那个景象吓得他们拔腿就逃，脸都刷白，跑到村子上。不到一个小时，我到了现场，接手这个案子。
“啊，我的神经相当坚强，你知道，福尔摩斯先生，可是说实话，我把脑袋往小屋里一望，我都吓了一大跳。成群的苍蝇，绿头大苍蝇嗡嗡一阵飞起，地板上、墙上，那个血都成了屠宰场。他把这屋叫做船舱，倒确实是像个船舱，一点不假，因为你就像是进了船似的。一头是个睡铺，一个水手柜，航海图，图表，独角海兽号的一幅画，书架上一排航海日志，一切的一切，都如同进了船长室所看到的那个样。屋子的正中间，紧靠板墙，就是他自己——他的脸扭曲，完全是下地狱无救的亡灵那个可怕样，血渍斑斑的大胡子，由于痛苦都翘起来。他宽阔的胸膛上插着一把捕鱼钢叉，钢叉穿透身子扎进背后的墙板，他像一只甲虫用针钉牢在纸板上。人是完全死了，最后痛苦地叫喊了那一声，就立刻死了。
“我知道你的方法，先生，我也应用了。现场我没让动，外面周围我仔细检查，再就是屋子的地板，都没有脚印。”
“真没有足迹？”
“向你保证，先生，根本没有。”
“我亲爱的霍普金斯，我侦破过许多刑案，还没有遇到过一件是飞行来客的腾空作案。只要罪犯靠两条腿行动，那就必定要留有踩踏痕迹、刮擦痕迹、些微移动痕迹，这些只要透过科学的观察研究都可以侦查得到。一个血溅满屋的案子，可是没有一点有助于我们破案的痕迹，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是觉得，检查当中怕是有东西叫你漏掉了？”
年轻的警官给我同伴这么直言冲撞，现出窘态。
“我没有及时来请你去，真是太傻，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找你，已经无法挽回了。是的，屋子里有些东西值得特别注意。一样是鱼叉，用作凶器，当时是从墙板架子上拿下来的。架子上还留着两把，第三把的位子空着。柄上刻有字‘SS．独角海兽号，丹迪’。这个迹象可以断定，凶杀是一时发怒而引起，凶犯顺手一抓就操起这样一件利器。案发时间是凌晨两点，彼得·加里衣装完好，这个事实表明他同凶犯是有约相见。而且，桌上有一瓶兰姆酒、两个喝过的玻璃杯，也可证明这个事实。”
“对，”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这两个推论都合乎情理。屋里除了兰姆酒还有没有别的酒？”
“有，水手柜上还有个坦塔罗斯小酒柜①，放着白兰地、威士忌。不过，这点对我们没有用，因为酒瓶都还是满的，坦塔罗斯柜没有动。”
① 坦塔罗斯（tantalus），一种上锁的玻璃酒柜，若无钥匙开启，便对酒可望不可即。源于希腊神话，宙斯之子坦塔罗斯（Tantalus）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羁于上有果树的齐颏水中，欲低头饮水，水降低，抬头食果，果升高。
“不能这么看，那还是有意义的。”福尔摩斯说，“那么，先听你讲讲你认为跟案子有关的东西。”
“那就是桌上的烟袋。”
“在桌上哪里？”
“桌子中央。粗海豹皮的——是带毛的皮革，有根皮绳可以系紧。翻盖内里是P．C．两个字母，袋中烟丝有半盎司，海员用的浓烈烟丝。”
“好极了！还有吗？”
斯坦利·霍普金斯从衣袋里掏出一本灰黄布面的笔记本，面子粗糙破旧，页口很脏。第一页上写有首字母“J．H．N．”和年份“1883”。福尔摩斯把本子摊在桌上，进行仔细检查，霍普金斯和我在他身后望着。第二页上是印刷体字母“C．P．R．”，接下来几页都是数字。再后面，抬头是“Argentine”（阿根廷），“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San Paulo”（圣保罗），每项下面是几页符号和数字。
“这些你怎么看呢？”福尔摩斯问。
“像是证券交易所债券的上市证券表。我想J．H．N．是经纪人姓名首字母，C．P．R．可能是他的客户。”
“C．P．R．估计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福尔摩斯说。
斯坦利·霍普金斯捏了拳头捶打大腿，咬牙咒骂自己。
“看我这个笨蛋！”他叫着，“就是你说的，没错。那就剩J．H．N．这三个首字母需要加以解决了。我已经查过证券交易所旧的上市证券表，一八八三年的所内所外我都找不到和这三个字母相符合的经纪人姓名。可是我觉得这条线索是我掌握的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你也许同意，福尔摩斯先生，有可能这些字母是现场第二个人——换句话说，就是凶手。我还有把握要说，这个本子上记载的大量有价证券，与本案有关，是唯一一件证据，可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作案的动机。”
福尔摩斯的脸色显示对如此的推理新进展他都完全没有料到。
“我同意你这两个论点，”他说道，“我承认，这本记录，最初调查中没有发现，现在改变了我已经形成的看法。我对本案的判断对这一因素缺乏考虑。这笔记本提到的证券你设法调查了没有？”
“证券正由交易所在调查，但是我担心这些南美企业的持股人都在南美洲，等查清这些股份要有几星期时间才行。”
福尔摩斯一直在拿放大镜研究本子的封皮。
“这里弄脏了。”他说。
“是的，先生，那是血迹。我跟你讲过，我是从地板上捡起来的。”
“本子的正面还是反面有血？”
“是掉在地板上的那一面。”
“这就说明本子是杀人以后掉下的。”
“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我赞同这个看法。我还推断是凶手匆忙逃跑掉下的，本子掉在靠近门口。”
“我估计这些证券都不是死者的财产，对吗？”
“都不是，先生。”
“那么你有没有根据可以怀疑是抢劫？”
“不像，先生，东西一点都没有动过。”
“啊，这个案子就真是奇怪了。噢，还有一把小刀呢，对吗？”
“一把带鞘的刀，还插着鞘，掉在死者的脚边。加里太太证明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
“噢，”他又开口说，“我需要亲自去看一看。”
斯坦利·霍普金斯高兴得叫起来。
“谢谢你先生啦，那我是如释重负了。”
福尔摩斯伸出食指对警长摇摇。
“要是一个星期前，事情还容易得多，”他说，“到了现在我才去，恐怕会毫无结果。华生，你有空的话，我很高兴你能陪着一起去。请叫一辆四轮马车，霍普金斯，一刻钟就准备好出发去大森林住宅区。”
我们在一个路边小站下了车，然后快步穿过广阔大森林尽头的一片林地遗址，遗址也有几英里长的路。这尽头的一片林地过去属于大森林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期都凭借大森林把撒克逊人挡在外面无法入侵——这片不可踰越的“森林屏障”，给不列颠提供安全保障有六十年之久。很大的森林区域以后就遭到砍伐，因为这里成了英国第一家钢铁厂的所在地，砍掉的林木，正好可以用来熔炼矿石。现在，英格兰北方的富铁矿把钢铁冶炼业吸引到了那边去，此处除了劫后余生的小森林和满地坑洼斑驳的创伤之外，再也不见往日的烟火光景。现在我们的眼前，山上森林伐空的绿坡地上，立着一幢长长的平房石屋，有一条弯曲的车道穿过田野直达屋前。临近大路那边，是一座独幢小屋，三面围有矮树林，一扇窗、一扇门正朝着我们这方向。那就是案发现场。
斯坦利·霍普金斯先把我们领进屋内，向一位面容憔悴、灰白头发的妇女作了介绍——被害人的遗孀，脸面瘦削，皱纹深刻，眼圈泛着红，从眼底深处透出战战兢兢恐惧的目光，说明她长年经受着苦难和虐待。陪在一边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金黄头发的姑娘。女儿两眼灼灼，显现逆反的神情，直言告诉我们说，她父亲死掉她很高兴，她要祝福把父亲戳死的那个人。这是个惊恐悲哀笼罩的家，是黑彼得·加里自己一手造成如此的结果。我们离开屋子，走在阳光下，有获释之感。我们沿着小径走，小径穿过田地，是死者双脚踏出来的。
小屋是间极简单的窝棚，木板墙，单坡顶，门旁开窗，对面墙上也有窗。斯坦利·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弯腰插锁孔，忽然住了手，眼睛关注什么，一愣一惊。
“有人撬过锁。”他说。
有人撬过，事实俱在。木门有刀痕，漆皮刮掉露出白木材，像是刚刮的。福尔摩斯在察看窗子。
“这里也有过手脚。想从窗子进去，就是没能进得去，这个人一定是个笨贼。”
“这事情出奇了，”警长说，“我敢发誓，昨天晚上这些痕迹都还没有。”
“也许是村子里好奇的人。”我一旁说道。
“不大可能，人家根本不敢走近这个地方，更不要说撬门窗进屋了。你怎么看呢，福尔摩斯先生？”
“我想在我们倒是件幸运的好事。”
“你说这个人还会再来吗？”
“还会再来。他这次没有料到门会锁住，他是用很小的小刀撬的，没能撬开，那怎么办？”
“夜里会再来，带上使劲的工具。”
“我也是这么说呢。我们要是不迎候着他，那就是我们的错了。现在我看看屋里是怎么个情况。”
惨剧的现场痕迹已经被清理了，只有小屋里的东西还跟案发那天夜里一样原封不动。整整两个小时，福尔摩斯聚精会神把各样东西一一检查过来，但是看他的表情是查不出什么结果。只有一次，他停住了，观察了好一会儿。
“这个架子上你拿掉过什么东西没有，霍普金斯？”
“没有，我没有动过。”
“有东西拿掉过，架上这一角积的灰尘比别的地方少。可能是一本书平放在这个地方，也可能是一只匣子。好了，好了，没有什么名堂了，让我们到美丽的树林里去走走，华生，鸟语花香，享受上几个小时吧。晚上在这儿和你见面，霍普金斯，要来看看客人会不会再次光顾，大家不妨照照面。”
夜里我们设好了埋伏，已时过十一点钟。霍普金斯要让屋门打开着，福尔摩斯的意见这会引起来人的警觉。锁本来就是一把很简单的锁，只要拿块铁片用力一撬就能弄掉。福尔摩斯还提议我们不要等在屋里，要等在外面，等在围着那扇顶头窗的树丛里。这样埋伏，来的人一点灯，我们就能看见他夜行到这里偷偷摸摸做什么。
守候等待，时间特别长而心焦，但有一种历险的感觉，就像猎人守在水池旁，等候食肉兽口渴前来饮水。是一头什么样凶残的动物在黑夜里偷偷向我们过来呢？若是一只食人猛虎，那只有同它的尖牙利爪进行殊死搏斗才能制伏。抑或不过是鬼鬼祟祟的豺狼，只对弱者和没有防备者才有危险？
万籁俱寂，我们蹲伏在树丛中，等待任何可能的不测来临。起初，有些村民夜归的脚步声、村中的话语声，引起过警觉，但是一两次以后这种无关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四周毫无响动，只听着远远的教堂钟声，给我们报来黑夜行进的时辰，还有细雨落在我们头顶的树叶，窸窸窣窣如私语。
钟声响过两点半，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从大门方向传来低低但清晰的喀哒一声，我们立时警觉。有人走上了马车道。又是久久的沉静，我不免担心只是虚惊。正在这时，又有了轻轻的脚步声，走到了小屋的另一边，稍后就是金属的刮擦和碰击，来人在用力撬锁。这一回，他的技术长进了，或是工具改进了，只听啪嗒一响，接着就是铰链吱嘎的开门声。然后划亮火柴，顷刻间，稳稳的烛光照亮小屋。透过薄纱窗帘，我们的眼睛盯住屋内看个究竟。
夜间访客是个年轻人，身体瘦弱，一把黑胡子，更映衬出脸色的死白。年龄最多二十出点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胆战心惊的人，只见他的牙齿在打战，手脚都在发抖。他穿着体面，是个绅士，系腰带的诺福克上装，紧腿灯笼裤，头戴便帽。我们看他两眼惶恐地向四周搜索。他把蜡烛头放到桌子上，人走向角落，我们就看不见他了。一会儿又回过身来，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大本书，是从书架上一排航海日志中抽出来的一本。他靠着桌子，很快翻阅，翻到他要找的一页。然后，握紧拳头愤愤一甩，把书合上，放回到角落里，吹熄蜡烛。他刚要转身离开小屋，霍普金斯就一把抓住他的领口。我听见他惊愕地大叹一口气，他马上明白是被捕了。蜡烛再点亮，这个被我们束手就擒的可怜人，捏在警探手中浑身簌簌发抖。他坐在了水手柜上，不知所措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哈，来得正好，”斯坦利·霍普金斯说，“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
这个人回了一下神，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望着我们。
“你们是侦探，想必是吧？”他说，“你们以为彼得·加里船长的死和我有关，我可以保证我是无辜的。”
“这个我们会弄清楚，”霍普金斯说，“先要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约翰·霍普利·内力根（John Hopley Neligan）。”
我看见福尔摩斯和霍普金斯两个很快递了个眼色。
“你来这里做什么？”
“事关机密，这里不讲行吗？”
“不行，当然不行。”
“为什么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你若不回答，开庭的时候对你不利。”
年轻人畏缩着。
“那，那我跟你们讲，”他说，“我干么不呢？可是一想到旧日谣言的沉渣又要泛起，我就痛恨。你们听说过道森和内力根吗？”
我从霍普金斯脸上看得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福尔摩斯极感兴趣。
“你说的是英格兰西南部银行家，”他说，“他们亏损了百万英镑，康瓦尔郡半数人家倾家荡产，内力根也失踪了。”
“正是。内力根就是家父。”
我们这才得到点眉目了。但是，潜逃的银行家同被自己的鱼叉标枪钉在墙上的彼得船长还是隔着鸿沟，不明白有什么相干，我们倒要听听年轻人怎么个说法。
“事情主要关系到我的父亲。道森早已经退休。那是在我十岁的时候，不过我已经懂事，蒙受了害怕、羞辱。外面都说是我父亲席卷全部证券潜逃了，完全不是事实。我父亲有信心，只要让他有时间，把证券都变现，事情就好办了，每个债权人都可以偿清。逮捕令快下来的时候，父亲乘上他的小游艇跑了，跑向挪威。我还记得他临走那天夜里，向我母亲告别的情景。父亲把他带走的证券，留下一份清单给我们。父亲发誓说，他一定会回来，要正名，要讨还清白。所有信得过他的人，绝对不会上当受骗。可是，这一去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回音。游艇和人不知去向。我们想，母亲和我，想是父亲、游艇连同随身带去的证券，一同沉到海底了。可是，我家有个好朋友，是个商人，他不久前发现我父亲的证券在伦敦上市。你们可以想象，这有多奇怪，不知怎么回事。我用几个月的时间，追查这些证券的来源，最后，费了好大的劲，克服周折、困难，终于查到原始抛售人是个叫彼得·加里的船长，就是住这小屋的这个人。
“我当然对这个人进行调查。查下来他原是一艘捕鲸船的船长，他的船从北冰洋返航的时间，正是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时间。那年秋天，多暴风雨，南方过来的大风猛吹了好长的日子。父亲的小艇很可能被风向北吹，正好遇上彼得·加里船长的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父亲的情况会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找到彼得·加里船长，得到证明，这些证券是怎么上市的，也就证明我父亲没有抛掉这些证券，证明他带走证券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是这个目的。
“我就来到苏塞克斯，要找这位船长见面。谁知说是他被人杀了，是凶杀。我看到报上的调查报道，写到他这间小屋，写到屋里还保存有他船上的老航海日志。我就想到，查一查航海日志，一八八三年八月份，‘独角海兽号’船上有些什么情况，我就能解开父亲不知下落之谜。昨天夜里三点钟，我来试图查看航海日志，可是门开不开。今天晚上，我再来，进屋了，找到了航海日志，可是，抽出那一本翻到有关月份一看，这几页都撕掉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给你们逮住了。”
“是全部事实吗？”霍普金斯问。
“是的，全是事实。”他说，眼光躲闪。
“再没有跟我们说的了？”
他犹豫一下。
“没啥好讲。”
“这里昨晚以前你没来过？”
“没有。”
“那你说说这个怎么回事？”霍普金斯高声道，举起了笔记本这一物证，头页上正是这个人姓名的首字母，封面上沾着血迹。
被抓的倒霉蛋一下子萎缩了，脸埋进双手，全身哆嗦。
“你们哪里来的这个本子？”他沮丧地说，‘我不知道；我像是掉在旅馆里的。”
“够啦，”霍普金斯严厉地说，“还有事要说呢，叫你到法庭上去说吧。现在跟我到警察局去，走。噢，福尔摩斯先生，对你还有你的朋友，非常抱歉，多累两位专程下来帮我忙。现在看来，你们没必要来，没你们我也能这样成功解决。不过，不管怎么讲，我感激就是了。勃兰布莱特旅馆给你们留好了房间，我们这就一起进村吧。”
“哦，华生，这个案子你怎么想呢？”第二天早上我们回来的路上，福尔摩斯问我。
“我看得出你并不满意。”
“嗯，不，我亲爱的华生，我十分满意，只是，斯坦利·霍普金斯的方法不敢恭维。我对斯坦利·霍普金斯感到失望，我原先对他期望很高。要知道，对案情的估计必须问问有无别的可能性，要经得起反问，这是刑侦工作的首要原则。”
“那么说，还有别的可能性啰？”
“这件事的调查，我归我自己在进行。也许没有结果，我还不能说，且看追查到底怎么样。”
有好几封信已经在贝克街等着福尔摩斯呢。他赶快抓起一封，撕开，立刻发出一阵获得胜利的笑声。
“形势大好，华生！另一种可能正在发展。你拿一下电报纸好吗？替我写两封：‘萨姆纳，海洋公司，拉特克利夫公路。命三人明晨十时来。——巴斯尔。’这是我在那种地方用的名字。再一封：‘斯坦利·霍普金斯警长，洛得街四十六号，布芮斯顿。明晨九时半来用早餐。紧要事。如不来速回电。——歇洛克·福尔摩斯。’好了，华生，这桩案子叫我牵肠挂肚了十天，好累人。到此我如释重负，完全摆脱了。明天，可以确信，我们将听到最后尾声，从此结束。”
警长斯坦利·霍普金斯，按规定准时来到。我们一起坐下享用早餐，是哈德森太太特意准备的，丰盛美味。年轻的警探办案成功，春风得意。
“你真以为，你可以结案了，万无一失？”福尔摩斯问道。
“不可设想有更准确无误的办案。”
“我看还没有达到最后结论。”
“你别唬人啦，福尔摩斯先生，还要查问个什么东西？”
“你的解释毫无漏洞了？”
“当然没有。我查过，年轻人内力根，案发那天下榻勃兰布莱特旅馆，佯装来打高尔夫球。房间订在底楼，随时外出方便。当天晚上，他去护林人李的房屋，在小屋子找到彼得·加里，和他发生争吵，即用鱼标枪将其戳死。之后，为自己的行为所害怕，逃离小屋，失落笔记一本，原是带在身上要向彼得·加里提问这许多证券的。你总能看清楚吧，上面有些都打了钩，可别的——绝大部分——没有打钩。打了钩的，在伦敦市场上都能找得到，但是别的，可想而知，都还在加里之手。而青年内力根，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急于要找回这些证券，以便归还他父亲的债权人。他逃离以后，一时不敢再来小屋。但最后还是壮胆要来，要拿到需要了解的数据。这么个过程不是够简单、明显的吗？”
福尔摩斯笑笑，摇摇头。
“其中我看有一个漏洞就够了，霍普金斯，致命性的是，压根儿不可能是他杀人。拿鱼标枪戳穿身体，你有没有试过？没有？呵，呵，我亲爱的先生，这点细节要加以充分注意。我的朋友华生可以告诉你，我用了一早晨进行过练习、验证。这不是轻而易举的活儿，需要膂力强劲、手法熟练。而这一击力量之强大，标枪头深深扎进了墙上，你能想象这么个贫血模样年轻人，下手能有这么厉害？也是这个人深夜同黑彼得共饮兰姆酒？两天以前晚上有人看见窗帘上是他的侧影？不，不，霍普金斯，另有人在呢，那个人，凶悍得很哪，我们就是要找他。”
警探的脸随着福尔摩斯的话越拉越长。他满怀的希望和雄心要泡汤了，但是不挣扎一番还不肯放弃地盘。
“你不能否认内力根那天夜里案发他在现场，福尔摩斯先生，那本子就是物证。我认为我有充分证据可以叫陪审团信得过，即使让你能够挑刺穿个洞，没用。再说，福尔摩斯先生，我要的人已经让我到了手，你那个可怕的人呢，人在哪里？”
“人，没问题，人上楼梯了，”福尔摩斯安详地说，“我想，华生，你最好把枪藏个地方，一伸手就能拿到。”他站起来，把一张写好字的纸放到边桌上。“现在，大家准备好了。”他说。
刚一听到外面有粗野的说话声，哈德森太太就推开门说，有三个人要见巴斯尔船长。
“一个一个领他们进来。”福尔摩斯说。
头一个进来的，是模样叫人发噱的矮个子，红面孔，一大把连鬓蓬松白胡须。福尔摩斯已经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
“什么名字？”他问。
“詹姆斯·兰凯斯特。”
“很对不起，兰凯斯特，铺位已经满了。给你添麻烦了，给你半个金镑；到那个屋里去，等几分钟吧。”
第二个人是个干瘦的长条子，直发，菜色脸，名叫休·帕廷斯。他也不被雇用，也给了半金镑，也请他等候。
第三个申请人，相貌异样，一张巴儿恶狗的嘴脸，嵌在乱蓬蓬的头发和胡须中，一双目光蛮横的黑眼睛，在浓密垂盖的眉毛下打忽闪。他一个敬礼，水手姿势立正，便两手拿帽子在捏着打转。
“你的姓名？”福尔摩斯问。
“帕特里克·凯恩斯。”
“鱼枪手？”
“是的，先生。出海有二十六次。”
“丹迪港的，我看是吧？”
“是的，先生。”
“准备上探险船出航？”
“是的，先生。”
“知道工资？”
“一个月八镑。”
“你能马上出海吗？”
“整装准备好了就行。”
“你有证件吗？”
“有，先生。”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皱折油腻的纸，福尔摩斯看过一眼就还给他。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他说，“旁边桌上有合同，你去签个字，全部事情就这么定了。”
这个水手一摇一摆走过去，拿起笔。
“在这儿签名？”他问着，俯身到桌上去。
福尔摩斯在他背后两手一下子伸过他的脖子。
“这就成啦。”他说。
我听见喀嚓一声金属响，紧接着一声如激怒公牛的狂吼，一瞬间福尔摩斯和水手一起滚在了地板上。这个人力大无穷，即使双手已经给福尔摩斯迅捷铐紧了手铐，也几乎快要压过我的朋友，是霍普金斯和我一起上去，才助了福尔摩斯一臂之力。
我把冰凉的左轮枪口抵住水手的太阳穴，他终于清醒抗拒已经无用。我们拿绳索捆住他的脚脖子，才结束战斗，站直身子，大口喘气。
“真是对不起，霍普金斯，”福尔摩斯说道，“炒鸡蛋怕是凉了。不过，还有一半早餐，你更要好好享用，因为，想想，你已把案子胜利了结，你大功告成，味道好极了。”
斯坦利·霍普金斯张嘴结舌，在那儿又奇又傻。
“不知说啥好，福尔摩斯先生，”他终于开口，绯红着面孔，“这事儿，看来一开始我就在瞎蒙自己。现在才明白，永远不要忘了，学生是我，老师是你。虽说我看你做到了眼下这一步，可想不通是怎么给你知道的，其中是怎么回事。”
“噢，好，”福尔摩斯说，兴致很高，“我们都要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一次得到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单打一，不顾另有可能性。你是一门心思盯在内力根这个年轻小伙子身上，脑袋瓜子也就腾不出来想想另有人在。帕特里克·凯恩斯，他才是谋杀彼得·加里的真凶。”
水手粗哑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说不对，先生，”他说，“我现在给落到你们手里，这咱也不讲它了。可我得讲明，你们得把话说准喽，别歪了理儿。你们说是我谋杀彼得·加里，我要说是我宰了彼得·加里，这可是两码子事。没准你们不信我说的，没准你们想我是在编词儿蒙人呢。”
“噢，不碍事，”福尔摩斯说，“就让我们听听你要怎么讲吧。”
“咱不啰嗦，有上帝在，讲话句句是真。这个黑彼得，我们是认识的。是他拔刀了，我才操起标枪干了他。我清楚，死的不是他就是我。他是自己找死，你们可以把这说成是谋杀。不过反正，没叫黑彼得用刀捅了我心窝，咱宁可让绳子绕脖子绞死。”
“你们干吗要这样？”福尔摩斯问道。
“事儿得从头说起。让我坐好，说话方便些。那会儿是一八八三年，开始的——这年八月。彼得·加里是‘独角海兽号’船长，我当后备鱼枪手。船正走出流冰往回驶，顶头风可猛，南风持续紧吹有一个星期。这时候我们救起一条小船，小船直给南风吹着往北漂。船上只有一个人——本国人，不是海员。大伙儿想是大船沉了，这人乘这只小艇往挪威方向去。我猜是船上人都淹死了。不管它，把人救到了船上。这个人跟船老大在船舱谈了好长时间话。我们看看他行李，什么也没有，光一只铁匣子。我就知道这么些，这人名字叫啥，没提起过。第二天晚上，人就不见了，好像没有过这个人、这个事似的。有传话说是天气恶劣，风浪大，他掉海里了，要么他自己跳海了。只有一个人清楚怎么回事，这人就是我。我在值深夜第二班的时候，亲眼看见船长把那个人双脚掀起翻出栏杆，朝海里扔。这是我们望见谢得兰灯塔前两天的事。
“好，这事我对谁也不说，等着瞧会有什么名堂。回到苏格兰，这事儿时间一过一压就没了，没人提没人问。一个陌路人不知怎么自己死掉，不关谁事，谁也不会去追问。彼得·加里不久下了船，辞掉海上活。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思忖他害人那勾当准是为铁匣子里有东西，现在应当找他去，问他好好要上一笔钱，才能封我的嘴。
“我从一个海员那里打听到他的下落，这海员在伦敦遇见过他。我就下来敲上他一笔。头一晚，他还算通情达理，准备给我一笔钱，可以够我生活，不用出海了。讲定过两天晚上把事了结。等我再去，看见他酒已喝得八分醉，脾气很坏。我们坐下，一起喝酒，聊着过去一块儿的日子。可是越喝我见他脸色越不对劲，我看好了墙上架有鱼标枪，我想好了可以用得着，防备自己完蛋。后来，他对我发作了，又唾又骂，眼睛里凶光毕露要杀人，手上已经拿好一把大折刀。我不等他刀出鞘，就操起标枪一家伙捅穿了他。我的天！他那声叫喊叫得够惨！瞧瞧他的脸，我眼都花了。我站那儿，血溅得到处都是。稍等一会儿，四周没一点动静，我也镇定下来。朝屋子看看，那个铁匣子就在架子上。彼得·加里他可以有，我也可以有，我不是一样有权利！我就把匣子拿了，离开屋子。我真是个笨蛋，会把烟袋留在桌上忘记拿走。
“这夜的情况，有一件事最奇怪，我要跟你们说。我刚离开屋，跑到外面，忽听得有人，我赶快藏进树丛里。有一个人，鬼头鬼脑过来，进了屋，像是见了鬼似的哇地叫起来，撒腿就跑，一会儿就不见了人影。这人是谁，到屋里干啥的，我都说不上来。我接着也快跑，赶了十英里路，在顿布芝韦尔斯上了火车，就到了伦敦。这事可谁也搞不懂。
“再说，一看那匣子，里边根本没钱，只有证券，我又不敢去卖。我没把彼得·加里攥在手掌心，弄得困在伦敦没辙，没一个先令。我只剩下老行当可干。我看到广告，要雇鱼枪手，工资很高，这就去了海洋公司登记上，就叫我来这儿面试。这些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我得再说明白了，我宰了黑彼得，警察还应当谢谢我才对呢，那个买绞绳的钱，我给他们省下了呢。”
“陈述得很清楚，”福尔摩斯说，起身点了烟斗，“我想，霍普金斯，你要及时把犯人押送安全地方。这里的房间不宜当监狱，再说帕特里克·凯恩斯先生的个头占掉我们屋子一大片地方。”
“福尔摩斯先生，”霍普金斯说，“我不知道如何向你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甚至现在我都没能理解你怎么叫这个人自投罗网。”
“全靠从一开始就很幸运抓住了正确的线索。如果我一上来先知道有笔记本，那就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引上歧途，就像你那样了。幸而我听到的情况都指往一个方向。扎鱼标枪要有很大的力量，还要有技巧。喝兰姆酒，海豹皮烟袋，袋里是粗烟丝——所有这些，都指明是一个海员，而且是一个捕鲸手。我确信烟袋上的首字母P．C．不过是巧合，不是彼得·加里Peter Carey的首字母。要知道他很少吸烟，小屋里也根本没发现有烟斗。你该记得，我问过你屋里有没有威士忌、白兰地，你说有。有多少不是海员的人，有别的酒放着不喝，要喝兰姆酒呢？所以，我断定那是个海员。”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亲爱的先生，问题简单不过。如果是海员，也就只能是和加里一起，‘独角海兽号’的海员。据我了解，加里没有在别的船上干过事。我花了三天时间向丹迪发电报，第三天我得到了可靠回音，一份一八八三年‘独角海兽号’船员的名单。鱼枪手中，帕特里克·凯恩斯Patrick Cairns这个名字赫然列在其中，至此，我的侦查已接近尾声。我估计他应该在伦敦，他会打算离开英国一段时间。我花几天工夫在东区活动，假托设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条件招聘鱼枪手，在巴斯尔船长旗下出征——你瞧，不就上钩了！”
“佩服！”霍普金斯喊道，“佩服！”
“你一定要马上放了小青年内力根。”福尔摩斯说，“我想叮嘱你，你务必还要向他道歉，铁匣子也一定要交还给他。可惜，给彼得·加里抛售了的证券已经弄不回来，那没有办法。有马车了，霍普金斯，你把人带走吧。你如果要我出庭，我的地址，还有华生的，将要在挪威的什么地方了——详细地址我以后会给你。”
（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