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作出论证
“现在，华生，”福尔摩斯说，搓着双手，“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要好好利用。我说过，这个案子我已经大致清楚，可是也不能过于自信，免得结果出错。现在案子看似简单，说不定其中还深藏玄机。”
“简单！”我冲他抢白说。
“当然啦，”他说，像是临床教授向学生讲解那般神气，“请你在那边屋角坐着，别让脚印把现场破坏了。现在讲一讲作案分析。首先一点，人是从哪儿进来、怎么出去的？门从昨天夜里以后没有开过。窗子怎么样呢？”他提了灯走向窗口，一边检查，一边嘴里大声咕噜着，在自言自语，不是对我说话。
“窗子是从里面锁住的。窗框坚固，好的，没有铰链。我们把窗打开。近旁没有水管。房顶很高，够不到。可是有人爬过窗台。昨天夜里下过小雨。这儿有个脚印，落在窗台上。这儿有个泥印圆圈。这儿地板上也有一个，这儿桌子边上也有一个。看这里，华生！这真是个好证据。”
我看了看好几个圆形的泥印。
“不是脚印。”我说。
“这对我们非常有价值，是一根木头柱子的印子。你看这里窗台上，黑皮鞋印，很重的鞋印，后跟有宽铁掌，旁边是木撑的印记。”
“是个装木腿的人。”
“正是这样。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人——一个帮手，本领高强。你爬墙爬得上来吗，博士？”
我探出窗外看了看，月光还照亮着屋角。我们离地面足有六十英尺，向外边墙面上看，看不见一处可以踏脚的地方，连一条砖缝都看不见。
“爬墙是没法爬上来的。”我回答说。
“没有一点借助，当然上不来，但只要有个帮手，从这里垂下一根绳子就行。我看到这屋角边有根很结实的绳子，只要一头拴牢在墙的大扣环上，如果你手脚灵便，就能拉住绳子爬上来；你是木腿什么的，也照样能上。你要走了，也是用这个方法下去，你的帮手随后把绳子收起来，脱掉钩子，关好窗，插上销子，由原先进来的途径出去。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他指指绳子继续说道，“这位装木腿的朋友，爬墙算得上利落，可并非是个水手出身。他的手不粗，没老茧皮，我用放大镜看出好些血迹，绳近末梢那里血迹最多。从这一点可以推断，他拉住绳下去，速度滑得太快，手上皮都蹭掉了。”
“这么讲都可以，”我说，“但事情可就更不可思议了。还有个神秘的帮手？这帮手是怎么进的屋子呢？”
“是的，有帮手！是有个作案搭档！”福尔摩斯深思着重复说道，“这个同谋的迹象很有趣，他作案颇有高招，非同一般。看样子，这个帮手要给英国开创犯罪史的新纪录——类似的作案手法在印度有过，我要是没记错，在塞内冈比亚也有过。”
“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又问，“门锁着，窗子又没法从外边开，难道从烟囱里钻进来？”
“烟囱下来，壁炉炉筒太窄，人不能进，”他答道，“这个可能性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那么，到底怎么进来？”我追问。
“你没有应用我的思想方法，”他说，摇摇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把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排除掉，剩下来的，尽管还没有确定，不就是事实情况了吗？我们断定他不是从门进来的，不是从窗、从烟囱进来的；我们也断定他不是预先躲藏在屋子里，因为这里无处藏身，那么他从哪里进入呢？”
“从屋顶的洞进来！”我叫道。
“这就对啦。他一定是从上面这个洞进来。麻烦你给我掌一掌灯，现在我们要侦查屋子的上部——就是找到藏宝的秘密地方。”
他登上梯子，一手抓住一根椽子，一腾身就上了屋顶隔层。马上向我俯身接过灯，我也跟随上去。
我们把这间阁楼一看，大约十英尺长六英尺宽。地板是在椽子上铺板条抹灰泥做成，所以跨步得小心，要踩在一根根桁条上。屋脊呈尖顶状，很明显此处就是全屋尖顶的内部。这里一件家具也没有，陈年的积灰堆起厚厚的一层。
“这儿，你看，”歇洛克·福尔摩斯说，用手抵着坡顶，“是活动天窗，可以通屋面。我把窗拉开，就是屋面了。坡顶很陡。天字第一号大盗贼就是从这儿进屋的。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痕迹可以看出这是什么人。”
他提灯照地板，照着照着，我又一次看见他的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这是今夜的第二次。而我自己，跟随他往地板上看的时候，不禁一阵发冷，浑身起鸡皮疙瘩。地板上有深深的赤脚脚印——清晰分明而完整，可是脚的大小还不足常人的一半。
“福尔摩斯，”我轻声说，“想不到是个小孩子干的犯罪勾当。”
他很快恢复镇定。
“我也一时昏了头，”他说，“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我忘记了，原来就该料到的。这里就这样，不研究了，我们下去吧。”
“你是怎么看呢，那些脚印？”刚下到房间里，站住脚，我就问他。
“我亲爱的华生，还是你自己来分析分析吧，”他有点不耐烦地说道，“你知道我的思想方法，拿来应用，就会有所启发，等你作出结论，跟我交换比一比。”
“我怎么样也想不出个究竟来说明眼前的事情。”我答道。
“你马上就会完全明白。”他说，心中很有把握的样子，“我看这儿别的重要情况也就没有了。不过，再查一遍看看。”
他摸出放大镜和皮尺，跪下身子，在地板上忙着测量、比较、查看，细长的鼻子离地只有几英寸，晶亮深陷的眼珠犹如鹰眼。动作迅捷麻利、悄然无声和神出鬼没的样子，真像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在追寻踪迹。我不由得想，如果他把精力和智慧不用于维护法律，而是去犯法的话，那将是一个多么厉害可怕的罪犯呀！他一边查看，一边在自言自语，末了突然发出一声欢呼。
“我们运气真好，”他说，“问题不大了。天字第一号算他倒霉，踩上了木馏油。你看见了吗，这儿，难闻的一摊油，边上，他的小脚掌很清楚。这个盛油的瓶子有裂缝，你看见吗，油流出来了。”
“那又怎么呢？”我问。
“那就能逮住他，绝对跑不了，”他说，“只要有条狗，就能跟踪这气味追到他，不怕他跑到天涯海角。俗话说，狗闻鲱鱼追全郡。弄条猎犬来，这么浓的味道还怕追不到？这是三分律，比例法，答案等于瓮中捉鳖，稳拿的——哦，执法的来了！”
楼下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喧嚷声、说话声、沉重的关门声。
“他们还没来，”福尔摩斯说，“你先摸一摸这人的胳膊，摸摸他的腿，是什么感觉？”
“肌肉僵硬得像木头。”我回答。
“一点不错。肌肉强烈收缩，比平常一般的死后强直还要僵硬。加上脸的扭曲变形，这种希波克拉底①的微笑，也叫‘痉笑’，这是这位古圣医的说法，你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①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誉为“医学之父”。
“中了生物碱的剧毒，”我回答说，“一种类似马钱子碱的物质，会产生破伤风杆菌。”
“我一看到他面部肌肉抽紧，就想到是中毒引起。一进这屋，我马上找毒物由什么途径进入体内。你自己看到了，我发现一根荆刺，刺进头皮，是扎的，也可能是射的，不很费力。你看见吧，刺的部位正好对着天花板上的洞，人是直坐在椅子上的。再看看这根刺。”
我拿在手里，极小心谨慎，凑到灯光下去看。一根细长的黑荆刺，尖端有一层发亮的东西，像是干了的胶质，尾端是用刀削圆的。
“这种毒刺是英国产的吗？”我问。
“不是，英国没有。”
“有了这些数据，你应当能够作出合理的结论。不过，正规军大部队已到这里，地方军该撤退了。”
正说到这儿，脚步声已近，在过道上噔噔地响。一个穿灰色套装的大块头，挺着肚子走进屋来。他脸色发红，身材魁梧，多血体质，肿眼泡露着一对小眼睛，灼灼地眨眼。身后紧跟一个穿制服的警官，撒迪厄斯·肖尔托也跟在后面，依旧在心惊胆战。
“这儿出事的吗？”来人压着嗓子从鼻孔里出声吼道，“就是这个现场吗？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这屋子，成养兔场了，乱哄哄干什么的！”
“想必认识我吧，阿瑟尔尼·琼斯先生。”福尔摩斯轻声细气地说。
“啊，当然，认识的啦！”他呼哧呼哧地说，“那不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吗！喜欢推理，理论家。怎么不认得！我永远忘不了，您给我们讲课，那个主教门珠宝案的起因、推论、结论。没错，您把我们引上正道。不过，您得承认，破案还不是靠的运气好嘛，不见得是靠推理对头。”
“不是好运气，是案子简单，好推理。”
“啊，得啦，得啦！用不着不好意思承认。看看这儿，都是怎么回事？太糟糕！真太糟糕！事实都明摆着——这儿不必搬弄理论，搞什么理论推理。也算碰上运气，正巧我出来，到上诺伍德处理另一个案子！来报案的时候，我正好在分署。您看这人怎么死的？”
“喔，这个案子用不着我来分析。”福尔摩斯冷冷地说。
“不需要，不需要。可是，我们不否认，有时候也会让您瞎猫撞上死老鼠。喔！门是锁好的，据我所知，价值五十万英镑的珠宝不见了。窗怎么样？”
“关得很严，但是窗台上有脚印。”
“好啦，好啦，窗紧关着，这脚印便同本案无关，这是常识。人是突然死亡的，一死财宝马上失踪。哈！我倒有个推论。有时我也常会灵感一动——警官，你到外面去，还有您，肖尔托先生，也请出去。您的朋友留下——这个您是怎么看，福尔摩斯先生？肖尔托他自己承认，昨晚同他哥哥在一块儿，哥哥突然死亡，肖尔托接着不就把宝盒拿走了？不是那样吗？”
“接着，这个死人爬起来小心翼翼把门关好，把门锁上。”
“哼！这里是说不通，让我们用常理来想想这个事。这个撒迪厄斯·肖尔托确实和他哥哥在一起，还吵了架，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哥哥死了，珠宝丢了，这个我们也知道。撒迪厄斯离开之后，没有人见过他哥哥，他的床没有睡过。撒迪厄斯内心一定非常恐慌，瞧他的脸——哼，很不正常。您看，我在向撒迪厄斯撒网，他已经难逃法网了。”
“您还没有完全掌握事实情况，”福尔摩斯说，“这根木刺，我有充分根据说是毒刺，刺在死者的头皮上，伤痕您可以看得出来。这张纸，上面写有字，在桌上捡到的。纸旁边还有一把奇怪的木棒石锤。这些您作什么样的推理呢？”
“各方面都有证实，”这个胖侦探神气十足地说，“屋子里放满印度珍奇古董，撒迪厄斯正贪心着呢。这木刺是毒刺的话，别人用来杀人，他也一样能用来谋财害命。这张纸，出个花招儿，分散我们注意力罢了——很可能是障眼法。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怎么出去呢？啊，当然啦，顶上有个洞。”
他身子笨重，费好大的劲才爬上梯子，挤进了屋顶隔层。紧跟着我们就听到他兴奋地喊着说他找到了通屋顶的活门。
“他能发现点情况，”福尔摩斯说，耸耸肩膀，“偶尔也有道理。法国老话：‘没头脑的愚蠢人更难相处。’”
“您看！”阿瑟尔尼·琼斯说道，从梯子上爬下来，“事实胜于理论雄辩，毕竟是吧。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有个活门通向屋顶，活门还是半开着。”
“活门是我刚才打开的。”
“喔，不错！那么您也注意这活门了？”对这一个发现，他好像有点泄气，“好吧，谁发现没关系，关键在于说明我们这位先生是打这儿跑出去的。警官！”
“有！长官。”过道上应声回答。
“请肖尔托先生进来。肖尔托先生，我有责任通知你，从现在起，可能你要说的话会对你自己不利；我以女王陛下的名义逮捕你，案由是涉嫌谋害你的兄长。”
“啊，你们看见了！我不是早就预料！”可怜的小个子叫道，伸出双手，眼睛对着我们一个一个看过来。
“不用着急，肖尔托先生，”福尔摩斯说，“我想我一定要为您洗清冤屈。”
“不要夸口许诺太多，理论家先生，不要夸口许诺太多！”侦探立即打断他的话，“想这么做，别小看有那么容易。”
“我不单要为他讨回清白，琼斯先生，我还要奉告您，昨天夜里进这间屋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人的姓名和特征，我有根据确信是乔纳森·斯莫尔。这人文化程度不高，小个头，很灵活，右腿截肢，装一根木棍，木棍头上靠里一侧已经磨掉；左脚皮鞋有一块不整齐的方形前掌，后跟是铁掌；他是中年人，皮肤晒得很黑，曾经是个囚犯。这一点小小的情况对您或许有用，再加上实物证据，有好些他手上蹭下来的手皮。那另外一个嘛——”
“对，还有另外一个？”阿瑟尔尼·琼斯用不屑的口气问道，但是内心里不得不佩服对方侦查得细致而精确。
“另一个，就不是一般的人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转过身来，“希望不用很长时间就可以双双捉拿都交给您。跟你说句话，华生。”
他引我出去，到楼梯口。
“这个意想不到的事，”他说，“把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为谁都搞忘了。”
“我也正是这么说呢，”我回答他，“莫斯坦小姐留在这间多事的房子里很不合适。”
“是的，你陪她回家去。她和塞西尔·福雷斯特夫人住在下坎伯韦尔，路不算远。如果你愿意再回来，我等着你。可把你累坏了吧！”
“累不坏。这件事稀奇古怪，不知道个底细我是不想休息的。我生活中经历的事不少，但是可以跟你说，今天晚上一下子碰到这么些怪事，使我神经太受震动，太兴奋。我要和你一起看到事情的究竟，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有你在一起，对我帮助很大，”他答道，“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让琼斯这位老兄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去吧，让他去异想天开。你送完莫斯坦小姐以后，请到河滨兰贝思区平钦巷三号走一趟，就是靠右手的第三栋房子，里面有一个做鸟类标本的老头儿，名叫谢尔曼，他窗上画一只黄鼠狼抓住一只小兔。你敲门把老头谢尔曼叫起来，告诉他，就说是我借他的托比用一用，你把托比带着上车一起回来。”
“我想是一只狗。”
“是的，是一只很厉害的杂种狗，嗅觉特别灵敏。我宁可要这只托比帮忙，也要比全伦敦的警察强多了。”
“我会带来的，”我说，“现在一点了，要是能换一匹马，三点钟以前我一定能回来。”
“我这里，”福尔摩斯说，“看看在伯恩斯通太太、印度仆人那里还能听到点什么情况。撒迪厄斯先生告诉我，印度仆人就睡在屋顶阁楼旁边的地方。回头再研究伟大琼斯的工作法，洗耳恭听他的挖苦吧。‘我们已见惯有人对事不了解却偏爱饶舌。’歌德的话永远是这样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