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发会
去年秋季，有一天我拜访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正好看见他在与人深谈。那个人身体矮胖，血色很好，是一位有点年纪的老先生，他的头发呈火红色。我为突然而至有所打扰，深表歉意之下准备退出，福尔摩斯忽地起身一把拉我进屋，随手关上房门。
“再巧没有，你来得正好，我亲爱的华生。”他热诚地说。
“你很忙，我怕打扰你们。”
“要说忙，我是忙着呢。”
“那我就在隔壁待着吧。”
“不，不要走开。威尔逊先生，这位是我的好伙伴，许多案子办案成功，多亏他的大力相助。你的案子，不用说，也一定要仰赖他的帮助喽。”
矮胖的先生从椅子上半站起来欠欠身，算是向我打了招呼，他那对厚眼皮的小眼睛掠过一丝半信半疑的目光。
“靠背椅上坐，”福尔摩斯说，沉沉地坐回他的椅子，两手十指指尖对拢，这是他进入判断、分析的一种习惯，一种情态。“我知道，亲爱的华生，我的乐趣在于新奇事，喜欢一切都是异乎寻常，不是每天老套乏味。你呢，也一样，同我一起分享喜乐。你也很有兴趣和热情，并且都一一写成文稿。恕我直言，你是把我的一点历险绘声绘色、添枝加叶夸张了。”
“你经手的案子，确实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承认说。
“你该记得，那天我说过的，就是玛丽·萨瑟兰小姐①提的那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着手处理之前我讲过，情况看似奇特，错综复杂，我们必须探究生活原貌，生活比之任何丰富的想象力永远要雄辩得多。”
① 本书第二篇《身份案》中的人物。
“当时我不敢苟同你的这个说法。”
“你不同意，但是，医生，到头来你还得考虑我的说法。要不然，我也会用好几件事实来压倒你，最终你的理由将不攻自破，得承认我是对的。现在，承蒙杰伯兹·威尔逊先生今天早上来说了一桩事情，听下来倒是难得一遇。你听我讲过，最奇怪、最特别的事，往往未必是大案，而是小案。有时候也确实是哪里有疑点，那里很可能就有案情。就我所听的来看，还不敢说本案是否属刑事案，但是事情的过程，肯定是最离奇、最特别的一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威尔逊先生，你最好再重新讲一讲，我提出这个要求，一则是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医生没有听到开头部分，再则，这故事很特别，各个细节我要听你再讲一遍，我要听仔细了。照通常情况，我只要一听案情，脑子里马上会联想起成百上千件案子的类似情况，但是现在这个案例，我不得不承认，确实闻所未闻，独一无二，不曾有过先例。”
矮胖的委托人挺起胸膛，颇有点骄傲的样子，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趁他把报纸在膝上摊开，伸着脖子在看广告栏目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这个人，想要学着我的同伴透过研究衣着和相貌来对他作出推断。
然而，研究下来，收效甚微。我们这位来客整个模样也就是一个平常、普通的英国生意人罢了：身体肥胖，神态自负，动作迟缓。他身穿一条宽大的灰色格子裤，一件不十分干净的黑色礼服短大衣，前胸未扣纽扣，里面是深褐色背心，横扣系着一条粗粗的铜表链，悬一块方孔金属圆片，在不住地晃动。他身旁的椅子上放一顶破旧的大礼帽、一件棕褐色大氅，颜色已褪，绒领子有皱褶。依我看来，这个人除了一头火红色头发、表情极其懊恼不悦之外，总体上并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
福尔摩斯的锐眼看出了我脑子在想些什么，他注视着我疑惑的眼睛，摇摇头，笑笑说：“有些事实是明显的，他曾经做过手工活，吸鼻烟，共济会会员，去过中国，最近做过大量的书写工作。可是除此以外，我也没能作出别的推断。”
杰伯兹·威尔逊先生从椅子上跳起来，食指指着报纸，两眼盯着我的同伴。
“这个事情也真叫怪了，你怎么都晓得，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你怎么连我干过手工活儿都晓得？真如福音书那么准了。没错，我开始的时候是在船上干的木匠活儿。”
“是你的手，我亲爱的先生，你的右手比左手大一圈呢。这是用右手劳动，肌肉也就更发达的缘故。”
“好，那么，鼻烟，还有，共济会呢？”
“那个就不用我告诉你怎么看出来的了，你的智力不至于低到非要我讲穿才能明白。尤其你看，你不是违反了你们严格的会规，佩戴了一枚圆弧胸章②嘛。”
② 共济会（Freemason）是一种范围广泛的秘密互助会，1717年建立于伦敦。文中所述公开佩戴会章，系属违规。
“啊，是的，我忘了。那么写字呢？”
“这个问题最明显不过了。你的右手袖口，有五英寸之长，都发亮着呢，左手肘部有一块平整的补丁，那不是因为贴在桌子上耐磨才缝上的吗？”
“好，那么去过中国呢？”
“那条刺在你右手腕上方的鱼纹，这是只有在中国才能刺成的。我对文身有过一点研究，为这个题目还撰稿写过文章。鱼鳞文成红色，又很精巧，这是中国人才有的绝技。另外，我看见你的表链上挂着一枚中国铜钱，事情也就更明显了。”
杰伯兹·威尔逊先生哈哈大笑。“好，出乎意料！”他说，“我原以为你是神机妙算，现在看不是如此，讲穿了也没啥大奥妙。”
“我这会儿才想到，华生，”福尔摩斯说，“这样摊开了讲得毫无保留，是个错误，要Omne ignotum pro magnifico③才对。你知道，我这点可怜的小小名声，若是这么心眼太直，不讲一点城府，一定要漏底翻船。你有没有找到那条广告，威尔逊先生？”
③ 拉丁文“大智若愚，高深莫测”的意思。
“有了，现在找到了。”他回答，用他又红又粗的指头指着广告栏的中间部位，“这里，事情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们自己看吧，先生。”
我从他手里接过报纸来念：
谨致红发会会员：
兹因美国宾夕法尼亚黎巴嫩已故伊齐基亚·霍普金斯之遗赠，现授权本会有一名职位空缺，系纯属闲职挂名领薪，薪给每星期四英镑。凡红发男性身心体魄健康年满二十一周岁者，皆具资格参选。有意者于星期一十一时亲至下列地点向邓肯·罗斯提出申请供选：舰队街教皇院七号红发会办公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这奇怪的广告看了一遍又一遍，不禁喊道。
福尔摩斯格格地笑得在椅子里前俯后仰。他老习惯，高兴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真是无奇不有，这不是？”他说，“好吧，威尔逊先生，你跟我们讲讲你自己的所有情况，你家里的人，广告让你走运，结果又是怎么样。医生，你先记下这张报纸和日期。”
“是《纪事晨报》，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今天正好是两个月。”
“很好，现在，威尔逊先生，请讲。”
“噢，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杰伯兹·威尔逊说，用手抹抹前额，“我在市区近旁的科堡广场开一家小当铺，一个小老板，小营生，近几年也就只能靠它勉强糊口。以前我雇过两个伙计，现在只能雇一个了。就是这一个我也雇不起，之所以还留着，只因为人家为了要学这个行业，自愿只拿一半工钱。”
“这位青年倒是个有心人，他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斯问他。
“他叫文森特·斯波尔丁。他其实不年轻了，到底多大年龄也说不准。这伙计精明能干，能雇着也不容易，福尔摩斯先生。我是清楚的，他本可以过得更好些，能挣上比我付给他高一倍的工资。不过，不管怎么说，人家自己满意，何必要我为他瞎操心呢？”
“哦，真有此事？看来，你用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雇到伙计，实在是运气。如今这年代，你们老板可不大遇得上这样的好事。我不知道你的伙计是不是也算与众不同，就像你看到那个不一般的广告似的。”
“啊，他难免有他的毛病，”威尔逊先生说，“想不到他就喜欢拍照。没人像他这么喜欢，兴致一来，拿个照相机到处拍，拍了马上跑到地下室，像兔子钻洞似的，在底下拨弄他的照片。这是他最大的毛病。不过总的来说，他是个好伙计，没有什么别的不好。”
“他还跟你在一起，想必是吧？”
“是的，先生。他，还有一个女孩子，十四岁。孩子做点简单活，做饭，打扫——屋里就这么点人。我是单身，没成过家。日子过得很平静，先生，我们一起三个人，反正都在一个屋檐下，苦乐一块儿过，没事的话，倒也算平平安安。
“可是有事了，头件事就是那个广告引起的。八个星期之前，就是今天，斯波尔丁来我办公室，手上拿的就是这张报纸，跟我说：
“‘我向上帝祝愿，威尔逊先生，我要是长红头发该有多好！’
“‘怎么啦？’我问他。
“‘瞧，’他说，‘红发会有个职位空缺呢。谁长红头发，谁就发点小财了。我晓得空缺多着呢，红发人没它多。所以托管那笔资金的理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知钱搁那儿怎么花了。要是我的头发能变颜色就好，这个不大不小的美差，不就轮到我的头上了！’
“‘啊，到底怎么回事？’我问他。你们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个老待在屋里不出门的人，我的生意，都是人家上门来，不用我出去奔走兜揽，常常一连几个星期足不出户。这样，外边的事我都不太知道，能听到点消息，就很高兴。
“‘你没听说过红发会？’他问我，两眼睁得大大的。
“‘没有呀。’
“‘哎呀，这都不知道！跟你说，你完全有资格去申请那个空缺。’
“‘他们给多少钱？’我问他。
“‘那个，一年也就两百镑吧，可是活儿轻松，没事，你自己的生意，还照做不误，不相干。’
“这一说，你们不难想到，听得我两耳都竖了起来。这几年自己的生意不见好，若是有个额外两百英镑收入，手头可就松活多了。
“‘那都说给我听听。’我说。
“‘好，’他讲开了，拿这广告给我看，‘你自己看看，这红发会有个职位空缺，还登有地址，让你去申请，可以了解详细情况。我先给你讲点，这红发会是美国人创建，一个百万富翁，叫伊奇基亚·霍普金斯，是个怪人，他自己就长的一头红发，也就把红头发人都当自己人。他死后的大笔财富都交给托管人，留下遗言，要拿出利息来，设些个闲差，有心叫红头发人共同享点儿福。我还听说，待遇很不坏，实际根本不用干事。’
“‘可是，’我说，‘红发人有成千上万，不是都要来申请吗？’
“‘哪有你想的那么多，’他回答说，‘你瞧，只限于伦敦人，又得是成年男人。这个美国佬年轻时候是在伦敦发的迹，他要让老土地得到回报。哪，还有，我听说，头发浅红、深红什么的都不算，不要，还非得是火光火亮火红的头发不可。这么着，要是你去申请，威尔逊先生，你不中才怪。好歹也是几百英镑呢，难道不值得你去拿！不拿可就白不拿！’
“所以，说的倒也是事实。两位先生，你们也亲眼看到了，我的头发，正是火红火红。这就很有可能了，真的可以跟人竞争，实在是良机莫失，我从没见过谁有我这样的头发。文森特·斯波尔丁对这事了解得这么清楚，所以我想让他助我一臂之力。这天，我叫他把百叶窗关了，马上陪我一起走。他也有了个休假日，挺高兴。我们关门歇业，按广告上的地址找去。
“谁知一看那景象，我是永远不想再见了，福尔摩斯先生。从四面八方拥进城的人，头发个个或多或少有点红，都来应征广告。舰队街满街上熙熙攘攘都是红发人，教皇院成了大橘子大卖场了。真想不到小小一个广告能把全国这么多人召集了来。这些人的头发颜色——有干草黄，柠檬黄，有的像红砖，像爱尔兰红棕猎狗，有紫肝色，有红土色，可就是，像斯波尔丁说的，就是没一个人是红艳艳的火红色。我一看有那么多人候着这一个机会，心里有点慌，想放弃算了，可是斯波尔丁根本不听我的。真想不到，全靠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连推带搡拖着我挤过人群，直挤上台阶，挤向办公室。楼梯上两股子人流，一股人流满怀希望向上去，一股人流被弹回来，垂头丧气往下走，我们好不容易挤到了办公室。”
“你这个事情真是有趣，”福尔摩斯说，看着他的委托人稍停片刻，猛吸了一撮鼻烟，思索了一下，“请继续往下讲，讲得非常好听呢。”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把木椅子，一张松木板桌，坐着个小个子，也是个红头发，比我的头发还红。他对每一个上来应征的人总要挑出点毛病，只几句话就给打发掉。补那个空缺看来绝非易事，不是那么说成就成。谁知，轮到我们的时候，小个子对我特有好感，同对待别人大不一样。我们一进办公室，他立刻去把门关上，这样便于单独交谈，不让旁人听见。
“‘这位是杰伯兹·威尔逊先生，’我的伙计说，‘他愿意来红发会补个空缺。’
“‘他补这个职位，再合适也没有，’对方回答，‘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一眼看到这么好的红发，样样都好，我不能让你被打回票。’他后退一步，歪歪脑袋，仔细地看我的头发，我给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他随即跨前一步，拉住我的手，向我热烈祝贺成功。
“‘如果再犹豫不决，那就要变成侵犯你的权利了，’他说，‘不过，为慎重起见，你得原谅我不得不这样。’他忽然两手抓住我的头发就拔，疼得我叫起来，他立即松手。‘你都流眼泪了！’他放开我说，‘我看到了，没问题。我们得小心才好，我们被人骗过两次，一次是假发，一次是染发，连上鞋线的蜡都有人用。人心之坏，不可信，我们都可以拿来当故事讲给你听。’他跑到窗口去，直起嗓子向窗外喊，缺额已经有人了。下面的人群发出阵阵失望的抱怨声，然后向四面八方散去了。很快，一个红头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他经理一个。
“‘我的名字，’他告诉我，‘邓肯·罗斯，本人我，就是受我们高贵施主恩惠的人，靠他基金的年金过活。你结婚了吧，威尔逊先生？你的家人呢？’
“我说我没成家。
“他立刻把脸一沉。
“‘哎呀！’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可是严重问题！我很遗憾听你这么说。设立这笔基金，当然是用来繁育更多的红发人，也是为抚养后代之用，谁知你单身一人，太不幸了。’
“我脸都拉长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想这下算完了，那空缺准是没份了。谁知他想了那么几分钟，便说这也没啥关系。
“‘这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他说，‘肯定通不过，给打回票没说的。可是像你这样一头好发，实属难得，我们就网开一面吧。你什么时候能够来履任你的职务？’
“‘哎呀，这个事倒还有点犯难，就为我自己还做着点营生。’我说。
“‘啊，那个没关系啦，威尔逊先生！’文森特·斯波尔丁说了，‘店里的事全交给我替你照管就是了。’
“‘时间是几个钟头？’我问。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还好，当铺生意多半是在晚上比较忙，福尔摩斯先生，特别是星期四、星期五的晚上，是发薪的前一天嘛，所以这倒也合适，上午出来挣点外快。再说，我知道伙计人不错，有什么事都靠得住。
“‘这就挺合适，’我说，‘工资怎么算？’
“‘就是四英镑一星期。’
“‘做什么工作呢？’
“‘没事，挂个名嘛。’
“‘什么叫挂名？’
“‘哦，那就是上班时间要在办公室，至少来这楼里待着，如果离开走掉，那工作也完了。这个事，遗嘱上写得可是明明白白，上班时间要是擅自行动，那就是没有尽心尽责。’
“‘也就一天四小时吧，我不离开就是了。’我说。
“‘不得找理由找借口，’邓肯·罗斯先生说，‘生病也好，营业也好，什么事也好，都不许，要么规规矩矩待着，要么丢掉饭碗。’
“‘做什么工作呢？’
“‘抄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儿是这套书的第一卷。墨水、笔，还有吸墨水纸，都自备，我们提供这张桌子，还有椅子。明天就开始，怎么样？’
“‘行，没问题。’我回答。
“‘这就再见，杰伯兹·威尔逊先生，让我再一次祝贺你获此重要职位，你真是有幸。’他欠着身送我出屋子，我就同伙计一起回家。我觉得交上了好运，心里喜滋滋的，一时手脚都没处放了，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样，我整天想着这事儿，一到晚上，我情绪又低落下来。我心里转念总觉得这个事肯定其中有花样，弄不好让我受骗上当。只是其中到底什么目的，我难以想象。按说谁也不能相信，谁会立这种遗嘱，白付这么一笔钱，什么也不做，光叫抄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文森特·斯波尔丁一个劲儿地向我祝贺、鼓劲，我睡在床上怎么想也想不通。不过，一到了早晨，我还是决定先去看看再说，所以就买了瓶一便士墨水，带着管羽毛笔、七张大裁书写纸，就离家去了教皇院。
“嗬，出乎意料，让人高兴，样样事情都很顺当。桌子已经为我擦得干干净净，邓肯·罗斯先生在那里照料，好让我马上开始工作。他叫我先从A字母抄起，交代好就走了。可是他时不时过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到了下午两点钟，他跟我打招呼说可以走了。看我抄写了不少，他很赞赏，出了办公室，随手把门锁上。
“事情就这样一天一天做下去，福尔摩斯先生。到了星期六，干事进来，付我四个金沙弗林，作为我第一个星期的报酬。第二个星期，一切照常，再一个星期，还是老样子。每天上午十点钟上班，每天下午两点钟下班。渐渐的，邓肯也很少视察了，上午只来一次，再往后，干脆就不来了。我呢，当然不敢擅离职守，不敢离开办公室，哪怕一会儿时间。我说不准他什么时候就会来，再说这差使也真不赖，我感觉挺合适，不想出什么差错随便丢掉了。
“就这样，八个星期过去了，我抄写了Abbots（男修道院长），还有Archery（箭术），还有Armour（盔甲），还有Architecture（建筑学），还有Attica（希腊城邦阿提卡）。本想再努力一点，很快就能抄B字母的条目，我花了点钱买大裁书写纸，抄写好的一摞纸快把书架塞满了，可是忽然间，这差使停掉了。”
“停了？”
“是的，先生。就是今天上午，我照常十点上班，可是门关着，还上着锁，门上用图钉钉了一张小纸片，四方硬纸片，我带来了，你们看看吧。”
他掏出一张白卡片纸，也就是一张便条纸般大小，上面这样写着：
红发会已予解散，谨启。
一八九〇年十月九日
福尔摩斯和我看了这张简短无礼的告示，再看看纸片对面那张沮丧的脸，想想竟有这样莫名其妙的滑稽事，确实叫人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两人不禁爆发一阵大笑。
“我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可笑，”我们的委托人叫道，气得面红耳赤，变得红发红脸满头火红，“你们只觉得我好笑，事情没啥意思，那我就不敢打扰了。”
“不，不，”福尔摩斯叫道，威尔逊身子正站起来，马上被他按下重新坐好了，“你这个案子，我决没有一点意思小看它，不想接，这个案子十分稀罕少见。但我还是要说，请别介意，确实非常滑稽可笑。请问一下，你看到门上这张卡片，你怎么想呢？作什么反应呢？”
“我一下子呆了，先生，不知怎么办才好。过后我问问周围别的办公室，可是人家好像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最后我问了房东，他是个会计，就住在底楼。我请问他红发会是怎么回事，他讲他根本就没听说有什么红发会这种团体。我又问他关于邓肯·罗斯先生，他回说连这个名儿都没听说过。
“‘那，’我说，‘是四号的一位先生。’
“‘啊，那个红头发？’
“‘对，正是他。’
“‘哎哟，’他说，‘他叫威廉·莫理斯，是个律师，暂时租用我的房子过渡一下，说等他新房子好了就搬走。他昨天搬走的。’
“‘他搬哪里去了？’
“‘噢，他的新办公地点，地址告诉我的，有的，爱德华王街十七号，靠近圣保罗教堂。’
“我就赶到那边去，福尔摩斯先生，按着地址到那里一看，是造护膝的厂子。一问，根本没有威廉·莫理斯先生，也没有邓肯·罗斯先生。”
“后来又怎么样呢？”福尔摩斯问。
“我回萨克森—科堡广场，回到家里，问问我的伙计，听他怎么说法。可是他也莫名其妙，只是说，要么等等看，说不定有什么讯息会寄过来。可我看这不是个办法，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愿糊里糊涂白白丢了这个好事，所以，来见你。我听说你很有办法，也很为贫苦人说话，有求必应，我这就上你这儿来了。”
“你做得很对，”福尔摩斯说，“你这件事，绝非一般的案子，我很乐意经手办一办。从你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我想，问题不是乍一看那么点事，可能要严重得多。”
“够严重了，”杰伯兹·威尔逊说，“不是吗，每星期损失四英镑钱啦。”
“就你个人来讲，”福尔摩斯说道，“我认为你不必对这个所谓的红发会满腹牢骚。应该说，无论怎样，你毕竟拿到了三十英镑，报酬没少你，还有呢，多少增加点知识，那几个A字母也没白抄写。这是我的理解，他们没亏欠你什么。”
“不，先生。我得要搞明白，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开玩笑花那个代价，他们出了三十二英镑呢！”
“我们就是要设法给你搞清这一个问题。首先，有一两个问题，威尔逊先生，你这伙计，是他首先叫你看的广告——他来你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才来了一个月。”
“是怎么来的？”
“我登广告招聘来的。”
“应聘的只有他一个人？”
“不，有十来个人。”
“为什么偏偏选上他呢？”
“因为他手巧，能干，要价又低。”
“只要人家的一半工资。”
“正是。”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是什么模样？”
“小个子，体格倒健壮，手脚很勤快，岁数三十出头了，可是脸上光溜溜的，前额上有一块白疤，是硫酸烧伤的疤。”
福尔摩斯兴奋得从椅子上直起了身子。“我想也差不多了，”他说，“你看到他耳朵穿耳洞了没有？”
“噢，是的，先生，他跟我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吉卜赛人给他穿了耳洞。”
“唔！”福尔摩斯身子又靠回去，沉思着，说道，“他还同你在一起？”
“哦，是的，先生，这会儿就他在店里。”
“你不在的时候，店就只好全交给他了？”
“只好这样，先生，上半天店里本来就没啥业务。”
“那就这样，威尔逊先生，这件事情，我很高兴，我很高兴给你查一查，一两天听回音吧。今天星期六，到星期一，希望我们会有个结论。”
“哦，华生，”等来客一走，福尔摩斯说，“你怎么个看法？”
“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坦率回答，“太神秘莫测。”
“一般讲，”福尔摩斯说，“越是稀奇古怪，结果越不神秘莫测。你记住，毫无特色的刑案才是真正难破，就像一张平平常常的脸，最难辨认。好了，这件事我得立刻动手。”
“你怎么着手呢？”
“抽烟，”他回答，“三斗烟，问题就解决了。求你别跟我说话，给我五十分钟。”他蜷起身，缩在椅子里，把尖棱棱的膝盖顶住鹰钩鼻。他坐在那里，闭起眼睛，叼着的陶瓷烟斗突出着，像是猛禽巨喙。我看他模样，心想准是睡着了，我自己也就打起瞌睡。可就在这时候，他忽地从椅子里一跃而起，一副主意已定的神气，把烟斗往壁炉架上一搁。
“萨拉沙特④今天下午在圣詹姆斯音乐厅演出，”他说，“你怎么样，华生？你看病腾得出一两个小时吗？”
④ 萨拉沙特（Sarasate，1844—1908），西班牙小提琴大师、作曲家。
“今天没事。我看病，从来不会忙得脱不开身。”
“戴上帽子走吧。我先去市中心，顺路吃午饭。我注意了，节目单上主要是德国音乐，正对我的口味，比意大利、法国的要好。德国音乐深刻，我就要深刻。走吧！”
我们乘地铁，一下就到了奥尔德斯门，稍走一点路就到了萨克森—科堡广场，上午听到的那个奇异故事的现场地。这个地方房子简陋、狭窄、破旧，但强撑一点门面。四排灰溜溜的两层楼砖房前面围以矮栏杆，围栏内的草坪杂草漫生，几丛萎缩的月桂树在烟雾弥漫的污浊环境中顽强地生长。拐角一所房子的上方，装饰有三个金球当铺标志、一块咖啡色木板，木板上写着白漆字“杰伯兹·威尔逊”，告知这就是我们的红头发委托人所开的当铺。福尔摩斯在屋前驻足，歪着脑袋细细看了一番，睻缝的两眼却是炯炯有光，然后慢慢沿街走过去，没多远，又转回到拐角上，再瞧着房子仔细打量，最后转回当铺门前来，用手杖向人行道上使劲捣了两三下，就上当铺去敲门。铺门立即打开，开门的是个小伙子，一张光溜溜的脸，相貌很精明。他请福尔摩斯进屋里去。
“谢谢，”福尔摩斯说，“对不起，麻烦问一下路，从这儿去河滨大街怎么走法？”
“第三个街口右拐，再左拐。”伙计简洁爽快地回答，说完立即把门关上。
“很精明能干，那样子。”福尔摩斯说着，我们便离开，“依我看，他数得上是伦敦第四位精明能干的人，而胆略方面，他可以列入第三位。此人我早就略知一二。”
“很明显，”我说，“威尔逊先生的这个伙计，在红发会奇案中有着重要作用。我有数，你向他问路，借此机会看看他这个人。”
“不是看他人。”
“那看什么？”
“看他裤子膝盖。”
“膝盖又怎么了？”
“果然看到，不出所料。”
“你捣地面又是为什么？”
“我亲爱的医生，现在这时候留心观察，别说话。我们等于是在敌国，当间谍。已经知道萨克森—科堡广场有情况，还要探一探这后面是怎么个情况。”
我们从冷落的萨克森—科堡广场转过弯，就来到了一条大路上，眼前呈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景象，犹如从一帧照片的背面转到了照片的正面。这是一条通衢大道，交通极为繁忙，承载着伦敦市区通往西北方向的主要运输任务。路上充斥着巨大的商贾洪流，车水马龙，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奔忙无止境。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鞋脚把人行道都磨蹭得乌黑发亮。真叫人怎么也想不到，眼前鳞次栉比的店家商厦美轮美奂，而我们刚才转过来的贴背面广场边，却是一副灰溜溜邋遢相。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站在拐角处放眼望过去，“我要记住了，这一溜房子的顺序。了解伦敦这座城市各种情况，是本人一种嗜好。莫蒂默，是家烟行，下边是书报亭，再下去是郊区银行科堡分行，再下去是素食餐馆，再就是麦克法兰马车制造厂，一直要到下一个街区。好啦，医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该消遣一下了。吃个三明治，喝杯咖啡，再去提琴王国领略音乐，优雅，悦耳，和谐，不会有红头发委托人跑来出难题打扰我们。”
我的朋友喜爱音乐，兴致极浓，他不仅能够演奏小提琴，而且还是个作曲家，出手绝对不凡。整个下午他坐在音乐厅正厅前排，沉浸在愉悦之中。随着音乐的节拍轻弹着他那细长的手指，脸上荡漾轻柔的笑容，微闭双眼，似入悠悠梦境，已完全不是原来的福尔摩斯，那个如警犬凶猛异常的福尔摩斯，那个铁面无私、足智多谋、果敢敏捷的刑案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想起他来，那是完全判若两人。他的特殊性格，交替呈现着双重性。我往常所知他严谨、精到的一面，原来还陪衬着诗情音乐儒雅的一面，有时竟还是他心思情绪之中的主宰。双重性的转变会把他从极度的消沉一下子提升起来，变得精力充沛而旺盛。我很清楚，他最叫人望而生畏的时候，是一连几日蜷缩在椅子里，闭目沉浸在构思之中，酝酿重拳如何出击。紧接着就是一追到底的冲动劲喷薄而出，智慧之光四射的推理能力即刻升华为直觉。那些不懂他个中奥妙的人，只能刮目相看，把他看成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人。我看他下午在圣詹姆斯音乐厅里陶醉的模样，心中感觉到他已经锁定了什么人，他们必已恶贯满盈，法网难逃。
“你想要回家了吧，医生，准没错。”我们走出音乐厅的时候，他对我说。
“是呀，想要回去了。”
“我这里还有事要做，得花上几个钟头。科堡广场的案子，是件大案。”
“是大案？”
“一桩重大刑案即将发生。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及时制止。不过，今天是星期六，事情变得紧迫起来了。今天晚上想请你帮忙。”
“几点？”
“早一点的话，十点。”
“那我十点来贝克街。”
“很好。还有，我说医生，恐怕会有一点点危险，请你把部队用的枪带上。”他挥挥手，转过身，一下子就消失在人群中。
我自信，我不比三邻五舍的周围人笨，但是一和福尔摩斯相处，我总觉得矮了半截，明显感到自己的愚蠢。就拿这件事来说，我和他耳朵一样地听，眼睛一样地看，他就能说得清讲得明，不仅看到发生了的事，还能料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可是我呢，对这整个案子依然混沌一团无头绪。我乘马车回肯辛顿家里，一路上把事情整个儿思索一遍，从抄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红发人的奇特故事，到踏勘萨克森—科堡广场，以及福尔摩斯同我分手时所说的预兆颇有不祥的话，一一想过来。夜间行动，还要带枪，那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我从福尔摩斯嘴里听出，这个脸面光洁的当铺伙计是个不好对付的人——这个人绝非善类，手段厉害着呢。我想理出头绪，把谜解开，但始终做不到，无奈之下只好算了，把它搁在一边，反正到晚上就会真相大白。
九点一刻，我从家里动身。我是穿公园，走牛津街到了贝克街，看见两辆双轮双座马车停在门口。我进了门厅，就听到楼上有三个人的声音。一进了客厅，看见福尔摩斯同两个人谈得起劲。我认得是官方警探彼得·琼斯，还有一个，瘦瘦高高的个子，脸色忧郁，头戴一顶光亮的礼帽，身穿一件质地和样子都很考究的厚大衣，这个人我不认识。
“好！人都到齐了，”福尔摩斯说，把他粗呢上装的纽扣扣好，伸手从架子上取下一根粗猎鞭，“华生，我想你该认识琼斯先生，苏格兰警场的。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梅理韦瑟先生，他也是我们今晚出击行动的伙伴。”
“你瞧，医生，我们又合伙打猎了，”琼斯说，还是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我们的这位朋友是个打猎高手，他少不了还需要一条老狗来助他一臂之力将猎物逮住。”
“但愿不要到头来什么也追不到，白忙活一场。”梅理韦瑟先生沉着脸说道。
“我说先生，你对福尔摩斯先生尽管放心，”警探傲慢地说，“他有他自己那点小聪明。那一点，恕我直言，稍有点过于理论化，过于异想天开。不过论到一个侦探条件嘛，他还是有的。说多没有，也就一两次吧，比方说肖尔托谋杀案，那个阿格拉珍宝，比比警察，也真给他是棋高了一着。”
“哦，说到这个，琼斯先生，那倒是不错，”那个陌生人颇正经地说，“不过，我得说明我损失了一场牌局，是二十七年来第一次星期六晚上没上牌局。”
“我想你会发现，”福尔摩斯说，“你今天晚上下的赌注比你以往下过的赌注要大得多，牌局场面也要叫你兴奋得多。你今晚的赌注，梅理韦瑟先生，将高达三万英镑。你呢，琼斯先生，你的赌注正是你一直要逮的那个人。”
“约翰·克莱，这个杀人犯、抢劫犯、假币犯、伪造证件犯。他是个年轻小伙，梅理韦瑟先生，可已是犯罪团伙的头儿，目前伦敦所有罪犯，我最要紧的就是要逮他。不能小看这个小混蛋约翰·克莱，他祖父是个王室公爵，他本人是伊登、牛津出身，头脑灵活，身手敏捷。我们跟他打交道，可老是近在咫尺失之交臂，给他溜掉，始终逮他不住。他今儿个在苏格兰才砸了人家婴儿床，明儿又在康沃儿什么筹建幼儿园了，这儿一榔头，那儿一棒子，拿他不准。我追捕他好些年了，至今人影都未能谋上一面。”
“我希望我能有幸今晚把他介绍给你，我已经和约翰·克莱先生有过一两次的交手。你刚才说的没错，他是犯罪团伙的头目。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十点，不早了，该出发了。你两位坐头一辆车，华生和我第二辆，跟你们后面。”
福尔摩斯一路行来几乎没开口说话，背靠座椅，哼起了下午听来的曲子。马车辚辚，驶在弯来拐去路灯昏暗的街道上，似无尽头，过了好久才进入法林顿街。
“目标很近了，”我的朋友说道，“梅理韦瑟这个人，是银行董事长，他本人对这个案子非常关心。我想琼斯也有兴趣，和我们一块儿来也有好处。这个人不坏，虽说对他的本行简直是个白痴，可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他抓起罪犯来勇猛得像斗牛狗，顽强得像龙螯虾。到了，他们在等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到上午那条热闹非凡的通衢大道。马车打发走了，在梅理韦瑟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走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他打开铁门，进门是一级盘旋形石阶梯，下到尽头又是一扇阴森森的大铁门。梅理韦瑟先生止步，点亮一盏提灯，领我们走下一条幽暗的泥土气息很浓的通道。接着，打开第三道门，便进入了一个拱顶地下室或叫大地窖，里面堆满板条箱、大铁箱。
“这个地方从上面入手不那么容易。”福尔摩斯说，举灯向四周看看。
“底下动手也不容易。”梅理韦瑟先生说，用他的手杖捣了捣地下铺的地砖，“哟，不对嘛，听声音这下面是空的！”他说道，抬起了眼，十分惊恐。
“我得要求大家保持安静！”福尔摩斯严肃地说，“你已经太莽撞了，搞不好我们的行动要让你砸锅。请你在哪个箱子上坐着，别出声，别乱动，好不好？”
不失身价的梅理韦瑟先生只好拣一只板条箱坐下不动，一脸尊严受到损伤的表情。这时，福尔摩斯双膝跪在地板上，拿了提灯和放大镜，仔细观察石板的缝道。只几秒钟时间，就检查完毕，一下子站起身来，把放大镜藏入衣袋。
“我们早到了一个小时，至少再等一个小时，”他说，“要等当铺老板这个好好先生睡安稳了，他们才好动手。行动一开始，就一分钟也不许耽搁，他们活儿越抓紧干得快，逃跑的时间就越充裕。我们现在，医生——你已经猜到了——这个地下室，伦敦一家大银行的分行地下室，梅理韦瑟先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长，请他来讲一讲，为什么伦敦的要犯现在对这个地窖这么感兴趣。”
“那是因为我们的法国黄金，”董事长咬耳朵似的轻声说，“我们已得到多次警告说有人在这上面打主意。”
“你们的法国黄金？”
“是的。几个月之前，我们有机会增加了我们的储备，为此向法兰西银行借三万拿破仑⑤。我们一直没有开箱起出这笔钱，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一直储藏在地下室。我坐的这只板条箱，里面就有两千拿破仑，是用铅箔一层一层夹着包装的。我们单单一个分行的黄金储备现在就要比平时多得多，董事们对这件事一直很担心。”
⑤ 拿破仑（Napoleon），拿破仑头像旧金币，币值20法郎。
“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福尔摩斯说，“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安排一下行动步骤，估计一小时以内事情就要发生啦。梅理韦瑟先生，这个提灯，待会儿得把遮光罩拉下来。”
“摸黑坐等吗？”
“恐怕只能这样。我衣袋里带着一副牌呢，我们正好四个人，本来大家可以打桥牌，可是我看对手准备得差不多就要动手，我们还亮着灯，这个险冒不得。那么，首先，我们位置得摆好了，对手是亡命之徒，虽说我们占着上风，捉他们没问题，但是不小心还是要吃他们亏，非警惕不可。我站在板条箱后面，你们都在箱子后面把身子藏好，然后，只要我把灯光一对住他们，大家就扑上去，如果他们敢动枪，华生，你先下手把他们击倒。”
我掏出左轮枪，准备好，放在木箱上，人蹲在木箱后面。福尔摩斯立刻把灯罩子拉上，我们陷于一片漆黑之中——如此的黑暗无光我以前从未经历过。只有提灯灯壳受热散发的金属味让我确信灯没有熄灭，一旦信号发出，马上就可以照亮。我静候着，神经高度紧张，忽然处于如此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身心感到一种极度的压抑。
“他们只有一条退路，”福尔摩斯悄声说，“只有回到萨克森—科堡广场的屋子去。那边，我给你说好的，安排人了吧，琼斯？”
“我安排了一个巡官、两个警官守候在前门。”
“好，洞口都给他堵死，现在只管静候佳音。”
时间过得真慢！但是事后我们大家对表一看，连等带捉整个时间也不过只有一个小时一刻钟，然而我在感觉上好像过了整整一夜，仿佛黎明应该已经来临。我手脚发僵发麻，因为我不敢动弹换位。我的神经保持极度紧张，听觉高度灵敏，不仅能听到我同伴缓缓的呼吸，还能辨别出大块头琼斯深沉的鼻息声和银行董事长轻微的叹息声。从我这个位置上望去的应该是那个目标方位。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有亮光。
起先，只是石板上有一点点小红光，随后慢慢变长，变成一条黄色光线，再后来，没有人声没有响声，裂缝在张开，上来一只手，一只白白的女人一般的手。这只手在亮光照着的地方探探摸摸。一两分钟以后，这只手指摸摸索索的手伸出地面来，但是就如忽然伸出，又忽然缩了下去，不见了，四周又是漆黑，只留着石缝之间一点红光。
消失只是暂时的，随着一声推动的闷响，一块白石板被整个儿推开，出现一个方块形大洞穴，提灯的光线直射上来。沿着洞边探出一张光洁的孩儿般的脸，眼珠向周围骨碌碌地转。随即两只手攀住洞口两边一撑，人就腾起，露出肩部、腰部，一个膝盖抵上了洞边沿，再撑一下，人就站了上来，转身去把另一个同伙拉上洞。这个人也同他一样，轻巧灵活的小个子，一张苍白的脸，一头乱蓬蓬的红发。 “没事，”爬上来的人轻声说，“凿子、口袋呢？啊呀不好，阿尔奇，跳，快跳，我来对付！”
歇洛克·福尔摩斯冲上去一把揪住这个人的领子，还有一个赶快跳回洞里。我听到哧啦一下衣服撕裂声，原来是琼斯抓住的那人的衣摆给扯下了。灯光照着一支左轮枪管，福尔摩斯一猎鞭抽中这个人的手腕，手枪当啷掉在了石板地上。
“没有用，约翰·克莱，”福尔摩斯不愠不怒地说，“这一关你过不去了。”
“就算吧，”对方冷冷地回答，“可我的朋友没事，你们只抓得住他一只衣角。”
“门口有三个人恭候着他呢。”福尔摩斯说。
“哦，想不到！你们做得滴水不漏。向你们恭喜了。”
“彼此彼此，”福尔摩斯回答说，“你那个红头发脑瓜子出的点子也很有新意很有效。”
“你马上可以会见你的朋友，”琼斯说，“算他钻洞钻得快，从我手上跑掉。把手伸出来，你赌输了。”
“我不要你们的脏手来碰我，”人犯给铐上手铐，还这么说，“你们恐怕不知道我是皇家血统，我身上是皇族血液。还请注意了，你们称呼我必须说‘先生’，说‘请’。”
“行呀，”琼斯向他瞪眼笑道，“请吧，先生，上去，叫辆马车送阁下蹲警察局，怎么样？”
“敢情好吧，”约翰·克莱神态平静地说。他向我们三个行一个鞠躬大礼，由警探押着走。
“说真的，福尔摩斯先生，”梅理韦瑟先生说，我们随后一同走出地下室，“不知银行该怎么谢你们、酬劳你们。毫无疑问，你们用最周密的方法一举侦破精心策划的银行盗窃案，如此大案我以前从未遇到过。”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两笔账要同约翰·克莱先生算算，”福尔摩斯说，“破这个案子我是花了些钱的，希望银行方面应有补偿。不过除此以外，我获得了丰富回报的，应当说是经验，有许多方面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还听到了关于红发会的非常有趣、难得一听的故事。”
“你看，华生，”清晨时候，我们回到了贝克街，坐着喝苏打水威士忌，福尔摩斯解释说，“事情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红发会别出心裁的广告，又是抄大百科全书，其目的，都是要支走当铺老板。老板头脑简单，中了调虎离山计，每天让出几小时。这个做法很费周折，但是，也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这是个妙计，说明克莱很有计谋，脑筋动到利用同谋犯的头发颜色。一星期四英镑的诱饵，足以使当铺老板上钩。他们要弄到手成千上万英镑，花这一点算什么？两个流氓一搭一档，登出了广告，一个临时借个办公室，一个怂恿老头儿去应聘，合谋保证他一周七天天天上午都离开当铺。我开头一听说伙计愿意只拿一半工资，心里就有了底。一定要当他的伙计，就一定是别有意图。”
“那你怎么猜到他们的什么动机目的？”
“如果店里有成年妇女的话，我可能会想也就是搞点风流韵事吧。可是，完全不是那回事。这当铺，是小店生意，店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如此精心策划，值得还要花掉那么些本钱。这样看来，目标必定是屋外。那么，搞什么名堂呢？我想到这小伙计爱好摄影，玩照相出没于地窖。对了，地窖！这案子的一团乱麻，理出了这么个头绪。然后我摸了摸这个神秘莫测的伙计是什么人，原来我要对付的是伦敦有数的一个案犯，极精明，很厉害。他在地下室里必有名堂——一连几个月每天好几个小时。再要问一问，为什么？想来想去，只有挖地道，通向别的哪幢房屋建筑。
“我们去作案现场一看，我就明白了。我用手杖在人行道上捣几下，你觉得奇怪，我是确定一下地窖挖洞是向屋前还是屋后延伸，敲一敲知道不在屋前。我就再按门铃，正如所料，是伙计来开门。我们有过几番较量，但在此前一直未曾谋面。我并非专门想要见识其人，主要是他的膝盖，我想看看，你也应当注意到吧，他的裤子又旧又皱又脏。这告诉你，那些个小时他确实是在打地洞。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他们为什么要挖地洞。我走走看看，一拐弯看见了那家郊区银行，同我们朋友的房屋前后毗邻。行了，问题解决了。听完音乐会，你回家，我去了苏格兰警场，还去找了银行董事长。结果怎么样，都已经看到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是昨天晚上动手？”我问。
“噢，红发会办公室一撤，是个信号，他们不再顾忌杰伯兹·威尔逊先生在不在店里，换句话说，地道已经挖通。关键就是要赶紧动手，免得地道被发现，黄金也可能要挪地方。只有星期六，是他们最佳选择，得手以后有两天的逃跑时间。这就是充分理由，我料准他们当夜必定光临。”
“你的推理天衣无缝，”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链条是如此之长，但环环相扣，丝毫不脱节。”
“这让我摆脱空虚感，”他说道，打个哈欠，“唉，我只觉得生活空虚无聊，我的生活要作不懈的努力，不使它庸庸碌碌、虚度光阴，这些小问题正有助于我有点作为。”
“你是在为人类造福。”我说。
他耸耸肩。“哦，也许吧，毕竟，对生活内容不无小补，”他说道，“L' homme c'est rien—l'œuvre c'est tout！‘人是渺小的——著作就是一切’，居斯塔夫·福楼拜给乔治·桑写信如是说。”
（1891年）